1、(2)以比较史学的视野为方法。东亚与西欧历史在某个层面上具有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正是比较史学得以成立的前提。宫崎市定的中国史研究其实质就是建立在这种对称性的比较史学之上的。(53)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说”从根本上说也是属于此类，不过流于粗疏。(54)(王阳明心学精髓60句翻译)。
2、稻盛和夫经营哲学，同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格物致知”、“利他”思想理念出于同源，在调查中，2%的受调者认为两个人的哲学思想有相关性。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对曾国藩、梁启超、毛泽东、蒋介石、伊藤博文等均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阳明哲学未能对今天的管理实践和理论产生重大影响力。受访的中国企业家普遍认为，稻盛和夫理念的精髓实际就是中国阳明哲学的现代版。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由于时代不同，稻盛是哲学理论和企业实践的集大成者，不仅有系统的重视心境的管理哲学思想，而且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这种哲学理念并取得伟大的成就。
3、尽管京都学派史学家宫崎市定提出了“宋代近世说”，并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为之定性，可是在对待晚明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关注。日本现代学者中对晚明给以特别关照的是沟口雄三。在《辛亥革命新论》一文的开篇，他就说，“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变动：秦汉帝国的建立、唐宋变革、明末清初的转换、清末民初的激变。(148)”沟口有大量的关于晚明的著述，譬如《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李卓吾两种阳明学》等，可是，其关注的重心似乎始终在阳明心学及其周边，并没有过多的关注顾炎武、颜习斋、黄宗羲等人。不过这篇《辛亥革命新论》却是个例外。该篇所谓“新论”，其实是想以中国古老的“封建论”传统来重新解释的辛亥革命的成因。而这个古老的传统在清代具体表现为“地方自治”传统，其起点就是晚明试图恢复古制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讨论的“乡约”。据沟口分析，“封建=乡约”模式“贯穿于整个清代”(149)，而到了太平天国运动平定以后，则“封建=乡约”扩展为“地方自治”(湘军、淮军为首)成为既成事实，因此才有了后来的武昌首义，而各省呼应的局面。因此，辛亥革命是“从明末清初县规模的‘乡里空间’，至清末省规模的‘乡里空间’的成熟及其结果的省的独立”(150)这一模式最终发展的产物。
4、此时此刻，我们依然生活在以“晚明”∕尼采为起点的中国∕世界“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伟大潮流中，且这潮流中的世界“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277)
5、“企业家是组织的领导者，是企业的心脏和根基，企业出现的一切问题实际上都是企业家的问题。因此，企业家要成为一个对员工好、对社会好的好人。稻盛教会企业家要保持内在的纯粹性，即开展企业的最终的是为了社会福利而非个人荣耀。当企业有了这种价值观并予以践行的时候，社会将反过来通过场域增强企业的力量”。
6、简而言之，韩愈以古文运动和诗歌革新(所谓“以文入诗”)重启了先秦诸子的“文”之实践性与行动性，一扫六朝以来的柔弱绮丽的形式主义文风，而造就了一种清新刚健、贴近现实生活的“活”文体，所谓“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而在思想与信仰方面，则删繁就简，扬弃了两汉以来的以《五经正义》为中心的繁琐经学，而取《中庸》与《大学》的“直指人伦”建立“道学”，为宋代贴近生活的思想与信仰的出现开启了一条光明之路。继之而来的宋代理学中“理气”二元论的建立，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的两分以及人人皆可通过涵养功夫达成“气质之变化”的一套学说确实为宋以后的近世社会的世俗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2016年12月份在日本大阪立命馆大学举办的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分享了稻盛和夫理念在不同国度落地的成果，我们在会上也用英语发表了我们的调查结果。此次调研，由于时间仓促，还存在诸多不足，但是调研过程和结果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了解到了稻盛和夫管理哲学及引申出的传统中国文化+西方管理哲学对当前中国企业持续发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更意识到在政治经济的新常态下，中国企业的崛起不仅需要资金和规模的支持，更要有独特的战略定位、价值取向、哲学文化、内涵特质及软实力、国际领导力的提升，否则企业不可能持续发展，更不能受到世界的尊重。
8、在调查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结果：男性企业家比起女性企业家更为喜欢稻盛和夫的经营管理哲学(统计显著)，而女性更偏爱以德鲁克为代表的西方管理思想。可以解释的两个潜在的原因是：从文化角度入手，稻盛和夫在中国男性领导者心目中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和楷模。而中国女性领导者则更偏爱西方管理模式和领导方式，强调公平、正义、男女平等。
9、释文：现在有些人在吃饭时，即使无事，他的心也经常忙乱而不安定，只因他这颗心忙惯了而收摄不住。
10、阳明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
11、读史越多，越会悲哀地发现，以史为鉴几乎是不可能的。技术变了，制度变了，表面那一层都变了，可里面的内核永远不变。魏忠贤四百年前有，四百年后还会有，换个皮囊他就成了你的上司。袁崇焕四百年前有，四百年后还会有，身边那些不懂政治却想玩政治的人最终都被政治玩得很惨。
12、有些人就是平时学问不到位，一临事，就慌乱失措。那些急中生智的人的智慧可不是天外飞来的，而是平时学问纯笃的功劳。
13、“人们普遍将西方管理的内容当做知识。稻盛强调需要将知识、信念和价值观进行相互结合，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见识”。进而再把“见识”升华成“胆识”，借助胆识做各类价值判断并将对的方法法贯彻执行，指导自己的生活和企业经营实践”。(王阳明心学精髓60句翻译)。
14、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传习录》
15、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
16、天理是在心中，但由于世俗的浸染和自己的不注意修心，天理虽然没有离开心，可却被蒙蔽了。
17、通过以上陈寅恪和余英时的论述，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宋明理学表面上声称是孔孟儒学的复兴，可是在其根底里却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这同笛卡尔以来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现代思想确有某种相似之处，而且二者走的均是背离“生命外在实践”的“内面之路(所谓“气质变化”的内圣之学)”。虽然在余英时看来，这样的理解宋明理学是“过了时的传统批评”但我想，拿到中西比较史学的框架当中来对照着重新认识彼此还是有其价值的。
18、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六百年周行不殆，靠的是三样不二法门：《四书》、居敬涵养的功夫、性理学说。于是六百年间，养成了一种主静恶动、空谈不实的士林之风。到了明亡之时，已是积重难返，“狂禅”一派所谓“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已是堕落至极。晚明诸子痛感家国毁灭，沦于异族，决心扭转士风，恢复华夏旧制，复归生命的康健活泼，于是复古以革新，发起了对宋明理学的大反动。即顾炎武所言的“拨乱反正”：“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于后贤乎？” (89)
19、不去议论别人的是非，在要责备别人的时候，把它当作自己的一大私欲加以克制。
20、在这一学术路径上思考五四与晚明或晚清之关系的学人，还有两位不得不提，其一就是在中国和日本学术界皆有影响的木山英雄，其一则是一位不求闻达的复旦学者李振声。自2004年木山英雄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46)一书在大陆由赵京华翻译出版以来，影响颇大，其中尤以《野草论》(47)和《“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48)两篇为最。前一篇是《野草》研究的世所公认的名著，自不待言。后一篇则是从“文学复古”的角度研究自章太炎到鲁迅、周作人“复古以革新”的新文化传统。从篇名的“文学复古”字样即可看出是“文艺复兴”思路下的展开。文章侧重讨论了章太炎“小学保种”的即物性文字观及其文体实践对鲁迅和周作人的影响。可惜的是，文章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深入讨论章太炎“文学复古”观念的晚明及清代来源。李振声的文章《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在写作思路上明显受到木山英雄的启发不过更宏大一些。文章以章太炎为历史轴线详细地讨论了自晚明顾炎武以降的“有血气生命”的治学(“文”)传统是如何通过戴震传承到了章太炎那里，以及章太炎又是如何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发动机”将这一传统传递给胡适、鲁迅和周作人，各自的影响和勾连都在哪些方面。这篇文章在解读鲁迅的“文”之实践性与行动性和胡适的文言一致运动的传统资源等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50)
21、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
22、自三皇以降，先秦诸子，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所有大大小小的命题最终都在这三字上归宗。三字一出，洞见全体，既包含了本体又包含了功夫，任凭你考三王、叩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有如此简易精一者，致良知之教也。
23、你的意念所到之处，正确的就知道正确，错误的就知道错误，不可能有丝毫的隐瞒。
24、稻盛和夫思想在21世纪初进入中国。2001年稻盛和夫在天津举办了第一届中日经营哲学国际研讨会。2007年无锡盛和塾正式成立。2008年CCTV举行第一次稻盛和夫经营思想的《对话》。2009年稻盛和夫先生来到清华和北大做了两次精彩的讲演，受到热烈欢迎。2010年盛和塾北京公司成立。今天中国盛和塾的规模仅仅次于日本。据环球日报报道，截止2016年3月，盛和塾在日本有56家，在国外有32家，在中国北京，上海，大连，青岛、无锡、广州等地设有分署，3000多名企业家书生。与此同时，由曹岫云先生翻译的稻盛和夫《活法》《干法》等十几本书在中国畅销。其中《活法》到今天为止已经卖出近300万册，对中国企业家和创业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力。
25、安定情绪，物我两忘，不是什么都不想，死人才什么都不想呢。
26、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27、1904年，梁启超在文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将颜习斋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刘继庄并称为“五先生”(268)加以重点论述，并且给予颜习斋极高的评价，“实宋明学之一大反动力，而亦清学最初一机捩也。雍乾以后学者莫或称习斋，然顾颇用习斋之术。”(269)“在1904年续撰的第八章论述清学的《近世之学术》部分(实含有原先所拟《衰落时代》与《复兴时代》之内容)，也曾参考同年面世的《訄书》重订本中《清儒》诸篇，或引录或驳诘；而若比较二人的著作体式，章书更近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与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已说明梁作还该另有取法。”(270)足以见得，在颜学问题上，梁启超受到过章太炎的影响。
28、(1)以循环史观为基础。长时段一定要建立在循环史观的基础上，否则追述得再遥远，也只是“解放史观∕线性史观”的变体，譬如“文学”晚明舶来说。但此循环史观并非是西洋史学中论证“中国文明停滞说”的“环线循环说”，而近似于否定此西洋史学观的内藤湖南的“天运螺旋形循环说”。(52)
29、然而其实不然，这看似的越界，却隐含着章太炎极深的影响，甚至对于周作人而言是终其一生的。简而言之，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周作人从章太炎那里继承下来的“异端”思想的话题。“指认明末公安三袁的小品文写作为新文学的正宗源头，无疑蕴含有为30年代标举‘性灵’、‘闲适’的小品文写作争得合法名义的意思，并与30年代渐成强势的以‘阶级’、‘政治’等关键词取代五四的‘个人’、‘人道’、‘民主’、‘科学’等知识谱系，即将政治直接美学化的倾向相抗衡。”(190)李振声的这段话虽意在说明周作人晚明论的意图，却在不经意间点出了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周作人转向的问题，而“异端”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兄弟失和对于鲁迅和周作人双方都是沉重的打击，又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和周作人几乎同时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街头”，是躲进“象牙之塔”，还是出了“象牙之塔”，各自皆面临着选择。众所周知，鲁迅后来是出了“象牙之塔”而转向了颇具正统意味的战斗的左翼，而周作人则躲进“象牙之塔”，一面“闭户读书”一面向“异端”疾驰。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杂文与小品文的分途。1932年周作人大讲特讲晚明小品，1933年，鲁迅终于坐不住了，写下了著名的《小品文的危机》，其中不无对二弟的苦心规劝，“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191)。然而，“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192)，并且“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193)这最末一句似乎已经是在告诉二弟，什么样的东西是值得去触碰的。其实所谓“生存的小品文”就是鲁迅正在以血之生命书写的杂文，促使这一书写的资源同样是晚明，但同周作人是“两个晚明”(194)。这意思，鲁迅隔一年后，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加以了补充，“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七年)八月做的《自代北入京记》。他的文笔，岂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极有重量的”(195)，“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196)这篇文字实际上补充了《小品文的危机》结尾所说的“生存的小品文”(杂文)的写作来源是什么，即来自于晚明遗民的血性生命的“文”之实践性与行动性。可以说，1934年这篇不满800字的《读书忌》同《小品文的危机》一起构成了一个鲁迅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其分量堪比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宣言式的讲义。
30、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属于行动层面的，格物就是正心，就是诚意，就是正事，如果你知善知恶了，就要为善而去恶，这样才能正心诚意，把事情做正确了。
31、(2)以自公元18世纪晚明清初顾炎武、颜习斋等的“学术复兴运动”至辛亥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文”之实践性与行动性的时代为中国的第二次文艺复兴。
32、(4)以强烈的当下关怀意识为其动因。如前所述，胡适讲述“中国文艺复兴”的最终落脚点都在五四及其以来的当下现实。因此，不同于单纯的历史叙述，强烈的现实介入感是这一学术路径的最后旨归。
33、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不想浑浑噩噩白过一生者，唯一的途径、不二的法门就是去绍兴，去找王阳明——这是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的共识。
34、胡适同鲁迅的关系，就像章实斋同戴东原一样，既视为对手，却又在骨子里面有同情之理解。双方在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大潮中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朝着“力行”实践的共同方向奋进。如果说鲁迅的实绩是在直接的文学行动，则胡适的贡献就在于他对白话文的提倡以及中国文艺复兴之说。
35、鲁迅是晚明遗民们“著书不忘兵革之事”的不二传人，是“文”之实践性与行动性的忠实的执行者，是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中的稀有的战士。
36、在动态加工中，不要搞间歇。无动于谐，即无动于静。
37、要祛除声色货利的私欲，就要在静坐时把那些好色好名好利的祸根都搜寻出来，然后祛除。
38、感悟：君子之交淡如水，随缘，惜缘，不攀缘。
39、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500年》
40、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