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耶稣是为世人赎罪的圣贤，他是西方世界以基督教思想为底色的文化标识。而苏格拉底则是为追求真理而献生的人，他是西方哲学世界的象征。在西方的思想史上，没有一个人的影响力能与苏格拉底比肩。
2、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可说是杀身成仁，他不愧扮演了西方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第一个殉道者，而且使信奉倍多女神和阿戈拉奥斯神的雅典违反了自己的传统精神和原则：以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个城市竟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罪行的哲学家起诉、判罪、处死，这给雅典的民主烙上了永远洗不清的污点。如果这是他的目的，苏格拉底显然达到了他的目的。(苏格拉底为什么被处死)。
3、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民主政体总是不屑、讥讽来看，苏格拉底显然不是民主派，或者说，其政治立场与寡头派相同或相近。这个派别里虽有少量的中产分子，但其核心却是部落贵族。苏格拉底本人虽出身平民，父亲为石雕师，但他的弟子和朋友却多为部落贵族，也多属于贵族寡头派，如柏拉图的亲戚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苏格拉底的仰慕者亚西比得，以及柏拉图本人、色诺芬、柏拉图的哥哥阿迪曼托和格劳孔等。以此故，说他身边聚集了一个贵族寡头派的“圈子”或“小集团”，是符合事实的。
4、这不是太难以令人理解了吗？ 殊不知，当时在雅典是不存在任何个人权威的。既没有知识的权威，也没有道德的权威，甚至没有政治的权威。唯有一个权威，那就是人民的权威，一切都得服从人民群体。苏格拉底虽然是一位名人，但却并不是备受尊重的哲学权威。相比起来，他的名气更多地来自于他的怪诞。
5、所以，如果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因为陪审团完全可以为了避免对被告人处以重刑，而不给他定罪。所以，雅典实行的分离制度其实是对苏格拉底非常有利的。
6、至此，公民大会真正成为全体公民的大会，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为雅典确立了民主政治，而公民大会被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从此，公民大会逐渐成为公民们参政议政和平民领袖们献计献策、斗智斗勇的最重要舞台。
7、范仲淹这个人直，虽然身在官场，却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不懂勾心斗角，有人劝他，你就不要再说话得罪人了，那样搞不好会让你丢掉性命。
8、大概在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控受审。根据记载，他被指控的罪名是：“(1)对城邦崇拜的神不虔敬，而是引入新的陌生的宗教惯例：(2)更有甚者，腐蚀青年。”指控者要求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9、后人对苏格拉底生平的了解极为有限，只知道他一生当过三次兵，参加过同斯巴达人的战斗，而且表现异常英勇。他的相貌丑陋，鼻子扁平，但两只大眼睛却散发着一股夺人的气质。他生活朴素，吃喝简单，无论春夏秋冬只穿一件破烂的衣服，常常光走到处走。他的耐寒力惊人，当别人被冻的不敢出门，他却穿着一件普通的衣服光着脚在冰上行走。苏格拉底在一生中被人三番五次告上法庭，最后在他70岁时，被法庭判为不敬神罪，处以极刑。一开始法庭让他交罚金，但苏格拉底却不想通过罚金避免死刑，对法庭的裁决作出让步，因此他提出30个米尼作为替换死刑的条件，显然这笔数目极小的罚金是对法庭判决的嘲弄与休辱，以至于在法庭的一怒之下被苏格拉底判为死刑。
10、可是他并没有丢弃他的文学才华。正是靠柏拉图的文学才华，苏格拉底才得以在西方文明史上占据不朽圣人的地位；但是也是靠苏格拉底如簧之舌，柏拉图的著作才得以世代传诵。
11、前416年，民主的雅典人投票决定对弥罗斯岛居民进行灭族性大屠杀，原因很简单，这个弱小城邦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保持中立，既不跟雅典也不跟斯巴达结盟，而在雅典民主派看来，这不啻是蔑视其权威，挑战其作为提洛同盟盟主的地位。据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雅典人执行了这次灭族屠杀，杀死了弥罗斯岛所有男子。
12、《不自由的希腊民主》，阮炜著，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九年版；
13、如果苏格拉底用自己的口才赢得无罪判决，最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苏格拉底为什么被处死)。
14、除此之外，苏格拉底的众弟子当时积极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这一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威胁了一大部分人的利益，处死苏格拉底成了民众为保全自己利益的必要一环。
15、毒性发作后，他躺在床上，平静地闭上眼，等待死亡的降临，突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又对朋友说：
16、柏拉图原来是想从事戏剧创作的，但在见到苏格拉底之后就拜倒在这个老头子的脚下，转而从事哲学的探讨，为了表示决心，还烧掉了所写的悲剧诗作。
17、法学界“思想的狐狸”陈虎(陈少文)教授分享注意力短缺时代的阅读和思维心法，对经典法律命题、社会热点问题及刑事司法核心问题进行多元思考。
18、但是，我们的问题仍旧是，他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从容赴死的？
19、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对耶稣的审判和处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审判和处死，像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一样，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
20、僭主统治激起了强烈反弹，流亡在外的民主派积蓄力量，很快卷土重来，与寡头派在雅典城郊展开激战，寡头派败北，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均在战斗中被杀。这时，斯巴达方面见寡头派不得人心，也出于牵制正迅速崛起的底比斯的考虑，没有进行干预，而是默许雅典恢复民主政体，民主派遂得以复辟。僭主暴政只持续了八个月，但期间以种种罪名杀害的雅典人竟高达一千五百人，几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十年战死的人数相当。
21、但这仍无补于我们揭开苏格拉底为了什么殉道之谜。
22、第二轮的投票，大多数人都投了让苏格拉底死的票。
23、他找杰出的政治家，想要找到他们自以为最了解的东西，需要知道什么是智慧，可是最终发现，这些人不知道，还自以为了解。
24、在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对耶稣的审判和处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审判和处死，像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一样，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这两次审判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当时都没有法院案宗或任何其他正式记录，起诉方面也没有正式的诉状留下。有关审判的全部情况都是他们两人的忠实弟子后来转述的。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他们同时代人关于他们受审和处死情况的独立和客观的记述，甚至连一鳞半爪的暗示也没有。
25、苏格拉底的最亲近的弟子赫尔摩奇尼斯求他准备一份雄辩有力的辩护词，因为陪审员很容易为口才所折服。但是苏格拉底却拒绝这么做，反而口出狂言，自称不同常人，有自己个人的神灵指导，还说神谕说他是世界上最贤明的人，而所有别人，不论多么出名，不论是政治家还是诗人，都是一些笨蛋。
26、陪审团也觉得这样量刑太过分了，所以，为了不让小偷被判死刑，干脆都把轻微盗窃的行为都宣判为无罪。你看，这样一来，程序法上的科学设置就实际上缓解了实体法上严苛的罪刑关系。
27、他经常赞扬寡头统治的斯巴达的法律。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强化了这些反民主的思想，提倡由一群所谓开明的“哲学家国王”精英统治。这可能也被苏格拉底的自己的想法,在他的道歉就声称他是“上帝的礼物”,雅典人……
28、面对彻底终结的雅典帝国而造成的心理落差，雅典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必会变得猜疑且敏感。在公共场合倾听苏格拉底讲话的是那些出身富有的有闲阶层青年，整体而言富人倾向于寡头制。
29、根据柏拉图的「自辩词」中所记的苏格拉底自辩词，苏格拉底自称控告他的起诉书“大致如下：它说苏格拉底是个做坏事的人，因为他腐蚀青年，不相信国家(城市)所信奉的神祇，而相信其他新的精神存在”。
30、重要的是苏格拉底死了。苏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羞辱了雅典民主，这件事情怎么看都有点两败俱伤，得不偿失。雅典人因为一时冲动失去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雅典给了苏格拉底成为殉道者的机会，同时却再也无法挽回自己的声誉，因为没有人可以辩倒一位死者。苏格拉底彻底证实了自己生前的偏见——它原本可以只是一个偏见的。他剥夺了雅典人纠正自己错误的机会，因为只要苏格拉底是死的苏格拉底，雅典就永远是那个被缺乏知识和美德的乌合之众所统治的雅典，雅典民主制度的局限性被赤裸裸且长久地暴露在世人眼前。如果苏格拉底真的对自己的分量有着清醒的认识，那么雅典历史上这个最大的污点，就可能是由陪审团和苏格拉底本人共同制造的。
31、前415年，雅典民众在亚西比德等人忽悠下通过决议，远征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邦。在并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且伯罗奔尼撒战争还远未结束的情况下，雅典人又发动了另一场规模堪比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的战争，企图吞并叙拉古及西西里岛其他城邦的土地，掠夺那里的财富，结果却是全军覆没，死亡了几万人，连统帅尼西阿斯和德谟斯提尼也被叙拉古人俘虏处死。此役使雅典元气大伤，从此走向败落。
32、他在上层社会的年亲人中发展辩证技能的努力——尤其是对道德习俗、宗教和政治行为的刨根问底的技巧——已经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但直到雅典与斯巴达交战期间，他的行为才终于被认为是具有明显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性的。
33、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雅典人抓住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底亚成为傀儡政权首领这个把柄，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两项罪名把他送上法庭。
34、发现他在女人的房间里……在一个淫妇的房子里……或者在妓院里……并训斥他。他们两人也在拉斐尔的《雅典学派》中被描绘出来，与埃斯钦和安提尼(或色诺芬)在一起。
35、他先是拒绝提出反建议，认为“提出任何刑罚一举本身就是承认有罪”。继而他又狂妄地建议的刑罚是宣布他是公民英雄，在今后余生中由市政府免费供他一日三餐!
36、因为他觉得自己没罪，逃跑不符合自己的作风，再说，他觉得哲学就是预习死亡，所以作为哲学家，怎么能在死亡面前逃跑呢？
37、 法庭上的审判同样不同于现代，先是由原告和被告分别为自己辩护，并进行举证。之后陪审团举行第一次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
38、为什么这么说？在当时雅典，无论是“败坏青年”之道德罪名，还是“不敬神”之宗教罪名，都与政治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这就意味着，不谈政治，就不可能知道苏格拉底之死的真正原因。从文献可知，苏格拉底不仅是个哲学家、道德家，也多少是个政治人。他被判刑并处死之事，发生在西元前399年，即，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投降之后的第五年。这时希腊政治的主线，是激进民主派与贵族寡头派的结构性冲突；数百个城邦可大致划分为实行激进民主制与寡头制两大类政体，而每个城邦内部也大致分裂为民主派和寡头派两大派，雅典并非例外。应当指出的是，所谓寡头制，按现代标准，仍是民主制，只不过是不那么激进的民主制，斯巴达的政制就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39、 苏格拉底虽然是一位名人，但却并不是备受尊重的哲学权威。相比起来，他的名气更多地来自于他的怪诞。在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笔下(《云》一剧)，苏格拉底在空中行走，行动怪异。即连他的哲学，也不过是诡辩之术。他开办私学，教授颠倒黑白的技艺。现实中的苏格拉底也许并非如此，但真正理解其哲学或了解其性情的雅典人不会很多，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则是在雅典最大节日之一的戏剧节上隆重上演，到场观看的雅典人多达近二万人，无疑会给许多的雅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阿里斯托芬这部刻画了苏格拉底形象的称之为《云》的喜剧上演于公元前四二三年的尼奥尼索斯戏剧节。他塑造的苏格拉底的形象无疑会影响到时隔二十四年之后的审判。
40、可是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反而是另一个即将开始的课题。对于他来说，可怕的是不能好好活，不能继续追求智慧。
41、民主派虽比寡头派更仁慈，没有对反对派搞大屠杀，但僭主暴政毕竟发生不久，杀戮的惨景仍历历在目，城邦上空仍飘荡着血腥之气，要他们没有一点报复心，实在太难。寡头派的累累血债并没能真正得到清算，而苏格拉底与寡头派头目的师徒关系又尽人皆知，难以撇清，民主派怎么能不伺机报复？即便无法指控他直接参与了屠杀，也并非找不到其他理由如“败坏青年”等来打击他，并藉以威慑城内外蠢蠢欲动者。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得等人难道不正是被他“败坏”后才给城邦造成了巨大伤害？考虑到寡头派死硬分子此时正在埃留西(雅典远郊的一个小镇)搞还乡团，磨刀霍霍，企图再次杀回雅典变天，民主派就更有理由采取行动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苏格拉底之死是必然的，他是被牺牲的。
42、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当然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同现代世界形形色色的民主政治殊为不同。在古希腊文中，“民主政治”(demokratia)一词由“人民”(demos)和“统治”(Kratos)复合而成。显而易见，民主政治即人民的统治，强调的是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直接管理，以及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近乎绝对的平等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它体现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群体，个人完全被隐去了。而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在理论上享有政治主权的群体多被称为“纳税人”(taxpayers)，时而也称为“公民”(citizens)，几乎不用“人民”这一集合概念。在英文中，无论是“纳税人”还是“公民”，所体现的都是由个体而组成群体。其中个体有所显现，未被完全隐去。这种看似细微的差别却反映了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个体一面从属于群体，一面却享有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享有自由。但在古希腊，个体是完全从属于群体的，他没有脱离于群体之外的自由。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个体只有在属于城邦(亦即群体)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属于城邦的个体要么是鬼神，要么是兽类。群体的意志和利益高于其它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和权利。雅典一条独特的法律即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依法雅典人每年可以放逐一位政治领袖，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因以破碎陶片充作选票，而得名“陶片放逐法”。投票时只要在陶片上刻上名字即可。无需过失，也无需罪行，只要获得票数超过六千，即遭流放。
43、如果这是他的目的，苏格拉底显然达到了他的目的。
44、但是雅典在那个时代就实现了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被告完全可以在定罪阶段尽百分之百的努力进行无罪辩解，等到定罪结论作出后，再集中精力为自己进行量刑的辩护，在两个阶段都可以无所顾忌、充分展开辩护，从而有效避免了两个程序合二为一带来的自相矛盾的尴尬。分析到这里，你还能说它的司法制度就真的那么落后吗？
45、为了找到答案，他不喜欢大自然，反而喜欢到人群里去，因为草木无情，教不了什么，可是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却能教他很多。
46、苏格拉底宁愿死亡也要维护雅典法制的尊严。这一结论被后世实证主义法学用来论证“恶法亦法”的观点——即便是恶法也应该受到民众的尊重和自觉的维护。
47、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虽写下大量有关苏格拉底的文字，但仅在《第七封书信》里顺带提及“三十僭主”。虽提到克里提亚，但对其罪行却轻描淡写，对亚西比德更是一字未着。不仅如此，此两人还被安排为大量哲学对话的主人公。同样的，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也仅一次间接提到雅典人对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亚西比德等人的怨恨。不难想见，柏拉图、色诺芬是想要让苏格拉底与贵族弟子脱钩，以证明其清白。这些人的确犯了罪，但那是其秉性使然，与苏格拉底的熏染无关。问题是，为何柏拉图和色诺芬在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德等人问题上讳莫如深？二人到底有何难言之隐？
48、僭主统治激起了强烈反弹，流亡的民主派积蓄力量，卷土重来，与寡头派在雅典城郊展开激战，寡头派败北，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战死。这时，斯巴达见寡头派不得人心，也出于牵制正迅速崛起的底比斯的考虑，没进行干预，而是默许雅典恢复民主制，民主派遂得以复辟。僭主暴政虽只持续了八个月，但期间杀害的雅典人竟高达一千五百人，几乎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十年战死的人数相当。
49、如所周知，十七世纪以降，民主理念在西欧崛起，逐渐散播到整个欧洲、北美乃至全世界。以此故，希腊民主也开始受到推崇，至十九世纪后期甚至被大大拔高，以致今天很多人以为，现代民主的源头就是希腊民主。但它并非起源于希腊，而是发端于基督教的平等理念与中世纪的议会制度和法律观念。事实上两种民主在缘起、规模、形式和程序上都有很大差别。
50、柏拉图的对话是苏格拉底从古代生存下来的最全面的叙述之苏格拉底由此开始以其在伦理学和认识论领域的贡献而闻名。
5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亚西比德。此人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能言善辩、精通音律，为当时雅典城的头号酷哥，“粉丝”无数，连口齿不清都有人模仿。坊间流言，说他与苏格拉底关系暧昧。这在柏拉图的著述里不难找到证明。在《会饮》中，亚西比德夸耀他与身材矮小、鼻子扁塌、皮肤黝黑，但光芒四射、魅力无穷的苏格拉底在练身馆里调过情！他甚至当众色诱苏格拉底，无奈后者并不领情，使其阳谋未遂。亚西比德是一个野心勃勃、富于攻击性的家伙。正是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在公民大会上煽动群众忽悠群众，使其所提远征西西里的动议在“公投”中获得通过，本人也被任命为远征军总指挥之一。但远征军离港后不久，他便因故叛逃到斯巴达，为高层出谋划策，给雅典造成了重大伤害。
52、苏格拉底死于雅典民主制度，更准确地说，是死于陪审制。
53、五四以来国人一直崇拜希腊民主，甚至崇拜一切希腊事物，这使很多人对希腊民主的缺陷视而不见。事实上，激进民主于前6世纪末兴起以后，雅典精英刻意迎合群众，使后者权力越来越大，不仅几千人聚集在公民大会上以公投的方式选举领导人，以公投方式就军政和外交大事进行表决，而且在民众法庭充当“法官”兼“陪审员”，几百至几千人以公投方式对被告做出生杀予夺的判决。于是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客蒙、米尔提亚德等杰出的军政人物被判流放或被“扔进地坑”；伯里克利虽侥幸逃脱了死刑，却仍被控为窃贼并被罚款；指挥阿吉纽西海战大获全胜的八个将军凯旋后立即被判死。当然还有苏格拉底被判刑处死。尤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苏格拉底被处死后不久，主要起诉者之民主派干将美勒托本人也被判极刑，被乱石砸死；八将军被判死刑后(其中六人被执行)仅仅几天，起诉他们的人也被处死。这难免让人想到雅各宾暴政。
54、 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
55、雅典人，你们将智者苏格拉底判处死刑，不是由于他是推翻民主制的三十僭主之一的克里特亚的老师吗？
56、但是苏格拉底却为自己辩解，自己不仅没有罪，反而是对雅典是有着功劳的，自己应当得到雅典人的礼遇才对，苏格拉底甚至要求对自己罚100个德拉克玛了事就行了。但是苏格拉底他蔑视法庭律法的态度，却是让一些原本同情他的陪审员，不愿意他活着了。因此在最后一轮的投票，陪审团更是以360票比140票的决定性票数决定了苏格拉底他的死亡。
57、苏格拉底的童年是在雅典的黄金时期度过的。伯里克利作为当时的雅典执政官，是雅典的辉煌与盛世的缔造者，因此后人们常把雅典的黄金时期直接叫作为伯里克利时代，从公元前461-公元前429年，历时32年。
58、苏格拉底好像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分，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罚金的建议，不过这也有点故意挑衅的味道。因为他建议的罚金数额居然是：1迈那。
59、他的一个朋友问德尔菲神庙的神谕，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
60、雅典民众担心苏格拉底不仅会为早前的寡头派，更会给那些试图推翻民主制富人发动政变提供理论依据，是有一定根据的。他的指控和判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某种偶然性，并非苏格拉底哲学与民主政治文化之间冲突的必然结果。公民大会上的质疑与反抗早在荷马时代，公民大会是能够携带武器进入的“公民兵大会”或战士大会，并且它已经制度化，大会成员通过呼喊来表达自己肯定与否定的意见。后来，德拉古立法再一次确定了公民大会是能够携带武器的，这一规定直到公元前594年梭伦立法才被废除。
61、他如果辩护获胜，这也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所蔑视的民主原则的胜利。无罪开释只会证明雅典才是正确的。
62、雅典公民大会不仅是唯一的立法机关，而且具有高级公职人员的任免。执法、行政、军事、财政、宗教事务的决定权。从公元前5世纪起，公民大会就经常受理涉及重要人物或高级公职人员的案件以及司法执政官提出的公诉。
63、但在两个问题上，苏格拉底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一个是“美德意味着什么”，一个是“最好的国家是什么样的”。这两个问题在当时的雅典青年看来是非常重要的，这关乎一个人自身的心灵问题，还关乎国家的发展问题。
64、由于希腊民主是一种氏族形态的原始民主，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法庭和职业律师根本不存在，所以不仅任何公民可以起诉任何被认犯法之人，而且从理论上讲任何公民都可在民众法庭上发表意见，揭发控告任何个人尤其是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这意味着，任何手握权力者都受到密切的监督和制约。从权力应受制衡这一民主原则看，普通公民监督并约束公职人员以防止其滥用公权，乃天经地义，希在粗陋的氏族式民主的操作中，任何担任公职者，无论贤或不肖，随时都可能陷入被动和危险。不仅任何人可以起诉任何人，而且判决结果取决一个超大“人群”—几百至五六千个公民聚在一起组成的民众法庭—的投票，而非取决于少数专业律师和法官依法依据进行的辩论、商议和斟酌。
65、克里提亚，出现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中，其中一个以他的名字出现，他是三十名暴君的嗜血领袖，在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后，被斯巴达占领军建立为寡头政权。不仅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还有其他几个暴君。他们只掌权了8个月，但在这很短的时间里，他们杀死了5%的雅典人，流放了很多人，并没收了死者的财产。
66、所以，好好活，成为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是自己对自己这一辈子，能做的最好的答卷。
67、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苏格拉底在一生的辩论中所惯用的技巧。他称自己为助产士，顾名思义助产士只帮助别人生孩子，自己却不生育。他的辩证法与助产士的共同点在于，他只提出问题，而自己却不回答这些问题，通过向别人提问题而最终把对方引向一个与自己的立场矛盾的点上。支撑他与别人谈论的动力，是一天他的朋友开瑞丰到德尔菲神庙问是否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女祭祀回答说没有，他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并决定亲自去检验一下神的意旨的真理性，然而在与形形色色的人交谈后，由于苏格拉底所使用的辨证法，让所有的答问者都没给出一个能让苏格拉底感到满意的答案，因此苏格拉底领悟出一个道理，别人没有智慧的原因在于他们自认为有智慧，他比别人高明与智慧的地方在于他一无所知。
68、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虽写下大量有关苏格拉底的文字，但仅在《第七封书信》里顺便提及“三十僭主”。这封信虽也提到克里提亚，但对其所犯罪行却只是轻描淡写，对亚西比得的罪行更是一字未著。不仅如此，此两人还被柏拉图安排为其大量“对话”里的主人公。同样，色诺芬在其《回忆苏格拉底》中也仅一次间接提到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亚西比得等人在雅典人当中引起的怨恨。不难想见，色诺芬是要让苏格拉底与他的弟子脱钩，以证明他清白无辜。这些人是犯了罪，但那是他们的秉性使然，与苏格拉底对弟子们的薰染何干？如果说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其他文字多少尚能做到“客观”，为何偏偏在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得等人的问题上如此讳莫如深？二人到底有何难言之隐？
69、他的学生克里提亚和查尔米德斯是斯巴达扶立的三十僭主的首领(查尔米德斯也是柏拉图的舅父)，学生亚西比德则是煽动雅典人发起不明智的远征，而且在远征以后不久他就叛国投奔了斯巴达(类似汪精卫先抗日，失败后立刻投敌)。雅典人有理由相信，这些寡头派的祸首都是因为接受了苏格拉底的教育才变成国家的敌人的。
70、苏格拉底通过自己的思考，用这样的方式回答了当时雅典人认为很重要的两个问题。但他却因此得罪了一大批人，尤其是当时的雅典民主政府。
71、老年苏格拉底意识到青年对城邦前途至关重要。他的弟子中涌现一批学术英才，除柏拉图、色诺芬(Xenophon)外，还有后来成为小苏格拉底学派三家的主要代表。他为希腊的学术文化培养了一批俊才。
72、 现代人——尤其是西方人——惯于拿现代的民主来衡量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认为平等与自由理所当然都是民主政治的内容，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才成了难以解开的结。斯东甚至天真地提出，如果苏格拉底以言论自由为辩护的根据，他就可能找回自己的清白。也许苏格拉底比谁都明白，他的同胞们是不会把言论自由当回事的。
73、 传说当初雅典王子提修斯自愿作为七对被迫献给米诺牛的雅典童男童女之前往克里特岛，决心解脱强加在雅典人身上的诅咒。在临行之前，雅典人许愿说，如若他们安全返还，将每年前往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对此种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城邦依例认真对待。为确保城市洁净，一律暂缓处决死囚。苏格拉底乃被投入监狱，等待祭祀结束后处决。其间，弟子们轮流探监，陪伴老师度过最后的日子。于是，便有了柏拉图记载苏氏狱中言论的那几篇著名的对话录。约摸一个月后，这位年已七旬的哲人遣退妻儿，在众位弟子面前饮下毒鸩，从容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