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末清初，是理学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即自我批判时期。当时，出现了很多重要思想家，他们既学习理学，又对其进行批判。如：
2、“可能每一代的年轻人，都会有这么一段时间，会特别想去外面看。你在外面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业绩考核，没有什么领导催你做PPT，你会觉得特别好。再加上你在外边看的风景，遇到的人，凶也好、友善也好，对你来讲是个很新鲜的事情，这样你就会觉得我在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但你的职场是很难连续的，你回来之后，可能还只能做跟以前一样的工作。你的薪水达不到一个提高，你没有办法去享受更高品质的旅行。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接受穷游，但是你三十多岁，有孩子，有老人，还能接受穷游吗？”(顾炎武是谁)。
3、胡思敬《国闻备乘》中记：“自科场废八股改试策论，又废科举改学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读通鉴论》三书盛行于世。”章士钊说顾氏《日知录》的重获盛行，即与科考策论有极大关系：“顾氏《日知录》者固国闻中之良书也。数年前石印，书贾发行之数，不下十万，其所以然者，乃以其言蕴藉，而且殚洽于试场之吞剥，与国中治国闻者之级数，毫无比较之关系。”而章太炎的《訄书》，章士钊认为其价值与顾氏之书不相上下，然而由于文义艰深，更重要的是与时务策论关系不大，因此不获流行。陆费逵也回忆，因为科举改革，要考史鉴策论，“于是《廿四史》《九通》《纲鉴》以及各种论说，又复盛行一时。”商务印书馆新印《历代通鉴辑览》和船山《读通鉴论(附宋论)》，也在广告中称“二书于考试学堂需用皆急，特坊间并无佳本，士林憾之”。
4、1明王朝内有农民军起义，外有女真后金进逼，危机四伏,正是所谓"天下兴亡"的关头.(顾炎武抗过清.)
5、每次外出，顾炎武都有许多马和骡子载书随行。到了一个地方，他就会向附近的居民打听当地的地形、风俗等情况，并记录下来。
6、2015至2016年，黎瑾辞去上海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工作，和先生纪韩进行了一场跨越亚欧大陆的自驾游，途经俄罗斯、芬兰、德国、英国、土耳其等25个国家。自那以后，黎瑾成为一直在路上的自由职业者。
7、 玉山雅集创造了九个“必有”：必有名士，必有醇洒、必有美姬、必有良辰，必有好景，必有佳题，必有诗咏，必有汇集，必有不朽，光裕后世，影响甚巨。一时间，玉山佳处竟成为元末东南文化活动中心。
8、我1981年考上山大中文系，1985年毕业考上古籍所研究生班，招生简章上是“董治安等指导小组”，实际指导老师还有王绍曾、霍旭东、刘聿鑫、刘晓东、徐传武、王培元、宫庆山、林瑞娥、周民、张长华、张雪庵等先生(都是开过整门课的)。1987年毕业留古籍所任教，1988年通过答辩获硕士学位。学位论文实际由王绍曾先生指导。留校主要是为王绍曾先生主持的国家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当时所长是董治安先生(同时任中文系主任)，主持工作的副所长是霍旭东先生。霍先生对我们这些研究生特别关心，他说王先生的学问好，年纪大了，你要把王先生的学问接过来。所以我从留校就参加王先生的集体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干七八年，天天坐班，我把山大图书馆的宋元明清到近代的文献学的书几乎看遍了，王先生开了个书单子，让我一本一本读，写一篇提要交给他，他用红圆珠笔给我批改，至少写了一百篇。后来北大季羡林先生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先生推荐，《存目丛书》工委会主任、北大历史系刘俊文教授邀我参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山大乔幼梅副校长、古籍所董治安所长批准，我在北大工作了四年，担任总编室主任、工委会委员、编委会常务编委。在那个时候，我承担着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四库存目标注》。《标注》的成果北大要用，《标注》则要靠北大的项目获取更多的资料。所以北大的项目结束了，我的《标注》也差不多完成百分之七十了。在那四年里，我仔细看过的善本古籍有5000种以上。
9、在长期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顾炎武提出“务农积谷”“守边备塞”
10、印刷革命使得从前那些不便流传、少量流传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现在市场。早期，石印业的主要业务就是课艺书，印刷诸如《康熙字典》《策学备纂》等士子应试书籍，由于印刷便捷，并且能印刷袖珍本，携带方便，一时需求量大增，而石印书局也因此获利甚丰，并愈发引起聚合效应，光绪年间，上海的石印书局超过八十家。
11、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云“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12、当时，明朝已经灭亡，清朝刚刚建立，顾炎武认为明朝灭亡仅仅是换了一个皇帝，这叫“亡国”，但是清朝的统治是要更换原来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这叫“亡天下”。他号召人们不必为某个皇室的兴亡而战斗，要为民族的存亡而战斗。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跨时代的进步意义，这句话也成为激励中华民族不断奋进的精神力量。
13、“但这不是真正在解决问题，只是一种暂时的逃避，年轻的时候觉得要出去，什么地方都容纳不了我，随着年岁增长，你需要慢慢与自己和解，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
14、1898年8月《申报》上有题为《论改试策论后士人家塾诵习课程》的论说：“今之势固急经济而缓词章也”，所以，除传统必读之书，古近名人论经济的文章亦不可不读；而《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之类有关中国与世界的时务书，更应“次第阅识”，在家塾中或令初学者取报章分别句读，“以清纹理”。经济文章应当成为圣贤文章之外的必读书目。《申报》时务书广告中有言：“自科场改制之诏下，坊肆所出近人策论几于充栋汗牛。”《日知录》《明夷待访录》《通鉴》等史论书籍也因为改试策论而畅销起来。1901年《申报》上《劝诫学生文》：“今之所谓学者，时文而己，诗赋而已，小楷而已，训诂而已。问有能以历代政术为学者乎？无有也。问有能以本朝掌故以为学者乎？无有也。问有能以天下郡国利病为学者乎？亦无有也。”是以人才不兴、国势不振。作者于是呼吁广设学堂，习有用之学。《得气之先》一文，论及八股取士时代，国家崇尚时艺，士子沉埋八股，无复有宏通淹雅之才者，“方今朝廷锐意求新，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首重经世有用之学”。
15、在明朝曾经当过国子监祭酒，明亡之后，养母遗嘱让他不事二姓，于是他终生都没有在清朝做官。他生性刚烈，康熙年间，有人推荐他修明史，他断然拒绝，而且还说：果真让我修明史，我要不然就学习介子推逃走，要不就是学习屈原去死。
16、最大的焦虑是面对更为广阔的天地时，愈发感觉到自己知识的有限。“比如你可能三五天就要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之后，在前一个地方的经验就不管用了，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你要从头去学习、适应。又比如有时候我站在博物馆的某一件文物前面，我会感到巨大的恐慌，我对它了解得太少了，除了名字，我什么都不知道。”
17、顾炎武提倡反清复明，在失败以后，顾炎武游历各个地方，并且潜心治学，是明末清初非常有名的学者、思想家。顾炎武被清朝学者称为开国儒师，他继承了反理学思潮，并且对各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继承和发扬。顾炎武在文学道路上极具探索思想，开创了新一代学风，给清代学者带来了很大影响。顾炎武在明末时期，就开始对理学进行批判，顾炎武在批判中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思想。
18、前老板提出的问题让她忽然顿悟，“我没有办法将注意力放在工作上，或者说我没办法把眼前每天的苦逼与旅行在外的各种豁达、自由、无拘无束串联在一起，我没有承担起旅行的自由与现实的束缚的落差，并且一意孤行地认为现实也应该是自由的。”
19、并不是封建帝王的专称，并提出了“众治”的主张，即“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的这些思想均具有早期民主启蒙色彩。
20、今天第一次和大家见面，首先向各位老师同事问个安！祝各位老师和老师的家人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同时也借此机会向文化传播学院的退休老师和行政人员问好！向全院新老同学问好！
21、尽管知道“远方”的想象有一部分是被制造出来的，比如攀比心理、商家的刻意鼓吹所制造出的一种欲望，但身处社交网络中，很难不受到影响。“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生存压力挺大的，刚工作以后没办法去长途旅行，自媒体、抖音这些更加刺激这种欲望的平台，会让人感到更焦虑。”
22、顾炎武(本名顾绛，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字忠清、宁人，明朝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人，清学开创者，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
23、在川藏线上，经常可以看到叩拜朝圣的藏民，几人同行，带着一辆牛车或拖拉机装食物、日用品，走几步磕一个长头。一路寺庙众多，富丽堂皇、气势恢宏，藏民自己住的房子却普遍简陋。“他们非常虔诚，会把几乎所有的财富、时间、精力全部捐献给寺庙，”看到这些藏民，Panda突然觉得，人们在城市里获得的物质成就，在这个地方都是没有价值的。
24、 《台湾,好自为之》 《谁说中国只会抗议?》
25、 玉山顾园是为了纪念明弘治乙丑科状元顾鼎臣而建立的。顾鼎臣逝世后，人们不但将他曾经读书生活过的地方命名为乙丑弄，而且还在优美的玉峰山下修筑了“顾园”。
26、昆山地图威武霸气，乍一看是不是以为是一一只雄鹰呢！
27、“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语出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28、当张名振(字候服，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明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
29、再看到别人发布的旅游动态时，羡慕的心情会被平和取代。“旅行回来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一种非常满足的状态，就好像已经得到了很想要的玩具。我可以继续工作，继续朝九晚五的生活，也不那么反感我眼前的东西了。”
30、这种因“君国之变”演化而来的维新思想，在日益激进化的时风中便直接发展成了“种族革命”。其后的士林言说，顾、黄、王的经世学问，更多地被加入了“激动种姓”之义。邓实《国学无用辨》文：“明之季，国既亡矣，而北有夏峰、习斋，西有二曲，东南有亭林、梨洲、船山，皆思本所学以救故国，著书立说，哭告天下，而天下之人不应，漠然若毋动其中，其言不用，而神州遂至陆沉。夫使数君子之学，得以见施于时，则亭林乡治之说行，而神州早成地方自治之制；梨州(洲)原君原臣之说昌，则专制之局早破；船山爱类辨族之说著，则民族独立之国久已建于东方矣。是故数君子之学说而用，则其中国非如今日之中国可知也……惜其学不用，乃以成此晚近衰亡之局，而反以无用诬古人，古之人不更悲乎？”所以后来黄濬总结：“明末梨洲、船山诸儒，痛心胡祸，稍申君与国之辨。清网一密，诸说阒然。清末能知世界大势怵心亡国者，郭筠仙之外，唯曾劼刚。劼刚议论中，已大胆以国家为一单位，不复斤斤于‘圣清’‘我皇上’之习说。”汪国垣则直接说：“清季种族革命论，其远源实自黄太冲、顾亭林、王而农发之。”梁启超后来也曾概括过：“最近三十年间，把第一个一百年的思想全部复活。头一件，他们消极的和满洲人不合作的态度，到这时候变为积极的，卒至推翻清朝，建设民国。第二件，他们的学问种类和做学问方法，因为欧洲文化输入，重新发生光彩，越发向上进。”和满洲的不合作，“种族自卫，无滋蛮貉”，至清末，易化为推翻清王朝的种族革命之说，这同样也是时势之于思想的塑造，或者称之为“再阐释”。
31、五十岁后，顾炎武撰写了《日知录》。他在书中说：“即使是一位普通的人，对国家的兴亡也是应该负有责任的。”直到69岁去世，他都始终坚守民族气节。
32、除此以外，顾炎武在音韵学、考据学、训诂学、历史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著述。
33、其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经史百家及音韵训诂之学等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
34、顾炎武的政治思想都集中在日知录里面，他最重视的观点是风俗。上面已经说了，虽然顾炎武学习理学，但是没有被束缚，所以他不会崇尚空谈，而是能够真正看出政治的弊端，在现实的生活之中发挥政治观点，他提出的郡县分权和地方自治都极具先见之明。他提出的名教讲廉之谈，又考虑到了世俗的关系。“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没有让人廉洁的手段，却指责官员不够廉洁，这是非常不对的。
35、旅行带给他更多的是心态上的改变，看过很多不同的人的生活后，他认识到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有背后的合理性，“非洲人的生活状态和日本人的不一样，非洲人每天过得很开心，日本人过得更累一些，但这并不因为谁比谁聪明吧？”把目光再次看向周围人时，晨星变得不那么愤世嫉俗了：“有的人每天就只是上班下班，他其实也有理由，他要生存，要照顾家人，他可能也想去玩儿，但是他放弃自己的人生，把最好的留给他的孩子。如果我跟他换一下，我可能也没法做得比他更好。”
36、昆山=台北×4(台北面积27997平方公里)
37、Panda原本打算过年后重新找一份工作，没想碰上了疫情，之前有意愿的岗位取消了招聘，没有看到太合适的工作，他开始自己接项目做。“其实自己接项目工作和旅行时候的状态有点像，我可以做决定，要不要合作、以什么价格，赚的每一分钱都完全靠我自己，哪怕我赚得没有原来那么多，但是有成就感。没有人会对你指指点点，没有人会强迫你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东西，我觉得比较自由。”
38、●《三十而已》：中产阶层焦虑和独立女性幻梦
39、并迫胁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知友路泽博(字苏生)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
40、顾炎武14岁正式入学，性情耿介，很有志向，与同乡归庄最为要好，并与他一起加入了政治性学术团体“复社”。两人性情特异，为乡里俗人所不容，被一并称为“归奇顾怪”。顾炎武苦读14载，在科举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对于功名举业逐渐淡薄，于是日益发奋读书，研究实用之学，这为他以后的学术方向奠定了基础。
41、至光宣，士人谈亭林，亦未脱古为今用、“参酌吾国旧有之制度”；但由于西方政体、制体论说大量引进，有些援引走得更远，衍为一种中西杂糅的形态。尤以亭林“寓封建于郡县”的讨论对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影响为典型。诸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关于“公黜陟”、“免回避”、“许自陈”、“复乡职”等篇内论说的，便是竭力将寓封建于郡县混合进新的地方自治方案中。康有为则更直陈地方自治“即古者之封建也”。而在黄遵宪、袁昶、戴鸿慈、端方等人有关自治与立宪的论说中，都能很清楚看到顾炎武的影响，甚而直接以泰西之地方议院比附“大儒顾炎武谓行封建之意于郡县之内”，“则外侮不能乘虚而入”。1906年《政艺通报》上《顾亭林日知录之地方自治说》一文：“今采录其议论政事各条之关于地方自治者，排比而释之，或参以己见，意在发明而止。近日寰宇竞侈言立宪，而立宪之根本，在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又不能纯取欧美之制移之吾国，遂可谓之推行而尽善也。参酌吾国旧有之制度，古先之成说，而能致谨于历史、地理、风俗、民性之间，然后可措之有利而无弊，则此篇之为，未可以其陈迹而尽弃之也。”古先之成说，是推行制度革新有效、有益的思想资源。经世之学到了晚清，洐化为“古为今用”，甚至“古已有之”、“西学中源”说。而邓实在《明末四先生学说》文中说：“亭林先生当晚季，目睹不学之患，故首以读书哭告天下，力矫明儒之空疏无用，而以经世实用为宗，遂以开有清一代实事求是之学。”亭林等人关于治道的种种论说，便因此与晚清中国的经世时风、改良政潮成功接榫。
42、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堂人文大课、一堂精品好课，纵览三千年，真正将不同朝代的文化印记一一对应。从《诗经》到小说，如观看一部精心制作的纪录片，跟随专业学者，去欣赏中华文明的无双风华。
43、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
44、“建议大家先把自己是谁、自己想去哪儿、想过什么生活、喜欢什么、不要什么想清楚，把生涯规划好，先找自己，再去旅行。如果没能力把眼前的苟且过好，就暂时不要去想诗和远方。”
45、以上所述，皆为思想流转的历史语境；这个语境，也关联到实际的载体。在晚清中国，亭林以及顾著出版，有更为具体的制度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事实上，亭林身后，他的思想和著作从未湮灭，在清代中国持续传布，除了家刻、坊刻，像《四库全书》《皇清经解》这样大部的出版工程中，也都收有顾著。只是，到了晚清，这个不绝如缕的荧荧烛火变得更像是一股时潮。人们更热衷于阅读和谈论顾炎武，不仅与作为语境的危局、国变有关，还与晚清中国所经历的大的制度变革以及印刷革命相关。
46、对理学的正面批评。他指出：“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
47、在准备的过程中，黎瑾就知道无论旅途结束后她是不是再选择一份全职工作，她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必定会发生改变，“在旅行前我会设想最糟糕的情况——比如我会不会有一天被恐怖分子杀掉——我能不能接受，在以前的生活里，我不会去想这些，但是我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我就知道以后会不一样了。一是因为更有勇气，二是我发现了什么对我更重要。”
48、“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20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清朝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49、顾炎武晚年潜心致力于学术，每天除了读书，都是写书，并且将自己平生所学集结成日知录，留给后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