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显然，这又是一篇马克·吐温式的战斗檄文。马克·吐温第一步揭露了梅子明牧师的真面目，他指出：“梅子明先生为了清算别人的罪行，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并不能使我心里感到意外，他的言行，总的看来，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但是，梅子明还仅仅是代表所谓“美国精神”的“最适当的人选”。
2、马克·吐温对美国基督教士梅子明(WilliamScottAment，1851-1909年)在中国的恶行和丑行的公开揭露，正是这一世纪之交的“祝词”的一个绝好注脚。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爆发，不久被镇压下去，出现了八国联军扫荡京华的暴行。作为西方文化力东渐的主要代表的传教士们在这一事件中，公然脱去道袍，穿上军装，拿起毛瑟枪，为外国侵略军充当翻译官、向导、情报官、参谋和连队长，实践了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抢劫是一种最高尚的伦理学”的强盗理论。
3、《安娜·卡列尼娜》更是如此，在写作中，他感到迷茫，陷入怀疑，他的信念受到压迫。然而，尽管托尔斯泰对社会幻想屡屡破灭，可他对人民一直怀有异样的亲情，从未改变。
4、托尔斯泰也是一位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同情者。早在19世纪60年代，年轻的托尔斯泰就坚决地谴责了英法和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当19世纪90年代，德皇威廉二世作《黄祸图》，又掀起一阵“黄祸论”时，托尔斯泰立刻起而驳斥，称德皇为“我们时代最可笑的人物之一”，所谓“黄祸论”只不过是一种已落后于时代、1800年的“粗鄙的、异端的、爱国主义的观点”。当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他又在一系列文章和书信中斥责了这种野蛮地、无人性地瓜分中国的行径。
5、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
6、当然，如果更深一步地考虑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唯物主义思潮和巴尔扎克高举的现实主义大旗之间的思想联系，则对于我们的第一个答案将更有利。但是，由于笔者缺乏材料和研究，只能先在此提一笔。(托尔斯泰是什么国的人)。
7、后人谈到托尔斯泰的时候，对于他82岁高龄还离家出走的经历往往是津津乐道的。但是在托尔斯泰的心中，我想他是充满了对于当时社会的绝望的，这种出走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像是一种对于现状出路的寻求和探索，也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在他的妻子索菲娅·别尔斯身上，托尔斯泰寄托了重重的身份标签：
8、托尔斯泰与中国先哲在时间和空间上，无疑都是相当遥远的，但他三次写信给好友，说自己“良好的精神状态是阅读了孔子和老子著作的缘故”，他把东西方文明的智慧用笔墨汇入一部部不朽的作品中，令中俄两国人民敬佩不已。
9、1828年，俄罗斯帝国在改革和镇压、现代化和传统之间，来回摇摆，就在这一年，托尔斯泰出生了。
10、年轻的公爵安德烈为了辉煌与荣耀，在法俄开战的时候，满腔热情地从军出征。但是，事情并不如同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他于一次战役中受了重伤，伤愈后侥幸回到家里时，妻子又不幸难产去世，这给他以巨大的打击，从此他消极处世。在他的好友比埃尔劝导下，他才重拾生活的信心。当俄国卫国战争爆发时，为了民族的尊严，他毅然重返前线。最终为国捐躯，展现了俄国人不屈的民族意志……
11、托尔斯泰的作品几乎总带有自传的性质。他在军队患病之时，写下《童年》，来重温早年孤寂而又充满诗意的日子。透过《童年》，可以感知到托尔斯泰那份永不泯灭的童心和爱心。这一阶段，他发表了众多的作品，凌驾在这一切之上的是高加索诗篇《哥萨克》。托尔斯泰将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幸福的憧憬抒写得淋漓尽致。他对宗教万分信仰，用文字疯狂地书写心中的大爱。
12、人并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
13、而对于为什么封禁此书，坊间猜测这是因为这本书触及到了当时沙皇俄国封建势力，对于当时时政颇有讽刺和不满，引起了上层人的警觉。但是你仔细往下推敲，却发现事情也许没那么简单。
14、但实际情况下的俄国，却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局面。(托尔斯泰是什么国的人)。
15、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年—1837年)，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现代俄国文学的创始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19世纪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青铜骑士”。
16、我们都在等待，等待着别的人来拯救我们自己。
17、托尔斯泰出生于莫斯科以南的一个贵族庄园，家庭地位显赫又具书香气质，从他孩提时代开始，父母的爱就播撒在了心间。上大学后，托尔斯泰不屑于和一些纨绔子弟为伍，一头扎进书海，探求人生真谛。
18、1905年，俄国一众人等所期望的革命终于发生了，但是这次革命正如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度和大革命》中所说的那样，它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俄国文艺繁荣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了。
19、人类生活的改革论。托尔斯泰清楚地看到了“方今之世为改革时代，人类生活当起一大变化”。他把改革看作是当时世界的主潮，又把改革的宗旨定在人类生活的进步，所谓“余以为国家改革，当从国民性质中自然生出，自成一特色，虽与别国形式上绝无一相似之处，无害也”。这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托尔斯泰却把无政府的最高道德、以农业为本的社会状态、东方文明的范型和模式等作为改革的理想境界。他的改革论可以表述为重精神的改革论、重农业的改革论、重东方的改革论，诸论都与推崇中国文明有关。
20、而如果我们将这一规律比照在俄国革命身上，就能很清楚看到当时俄国矛盾而又非常纠结的一面。
21、有人还认为，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禁治产》中所描写的侯爵夫人的丈夫，很可能是以他父亲为原型的。小说中写到，侯爵夫人为了阻止丈夫集资刊印《插图本中国史》，竟要求法院判处侯爵“禁治产”，并写了一份可笑的状子：“近十年来，侯爵所关心之事仅限于中国事物、中国服装、中国风俗、中国历史，乃至一切均以中国习惯衡量；谈话之间往往以当代之事、隔日之事，与有关中国之事混为一谈；侯爵平日虽拥戴王上，但动辄征引中国政治故事，与我国政府之措施及王上之行为相比，加以评定。”从这一个活灵活现的“中国迷”形象，不仅使人想到巴尔扎克的父亲，更使人想起18世纪法国沙龙中的“东方情味”。
22、所以，在他创作的小说《克莱采奏鸣曲》中，主人公的妻子正是在这种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迷失了方向，在伦理和婚姻的约束中渐渐叛逃现实。不管托尔斯泰创作的主观目的如何，这本小说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从另外一个曾面解构了婚姻、道德和人性。
23、作者: (俄)列夫·托尔斯泰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译者: 王志耕
24、你能否做到——胆大而不急躁，迅速而不轻佻，爱动而不粗浮，服从上司而不阿谀奉承，身居职守而不刚愎自用，胜而不骄，喜功而不自炫，自重而不自傲，豪爽而不欺人，刚强而不迂腐，活泼而不轻浮，直爽而不幼稚……
25、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26、人道的真科学。在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眼光的观照下，近代世界种种科学的发达，仅仅是一种物质科学的进步，如医学的新发明、医院、摩托车，等等。然而，这些物质上的进步，几乎都是被富人享用去了，平民是没有享受的权利的。所以，它们称不上是真科学。真正的科学应是尊重人道的。托尔斯泰认为：“真科学是孔子、耶稣、佛的科学。这其中，最主要的又是“中国的宗教的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而在这三者中，托尔斯泰又更推崇老子。这是与他最终离家出走、逃向苍天的惊人之举完全合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