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阴阳家的影响，使秦始皇将法家之法由常法变成了“急法”。“急法”之说，并非我们的杜撰，也出自司马迁之口。就在前引关于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的评语之后，司马迁接着说秦始皇“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司马贞《索隐》曰：“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38页)可见，秦始皇用法苛刻，除了他个人的性格之外，更主要的是要合于“五德之数”，是为了符合“水德”。原来始皇之“急法”也是源于他所信奉的阴阳家的五行学说。
2、我们现在也是如此，重生产、重科技，生产力水平提高了，军工部署加强了，边防无事了，内无忧外无患，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富裕了，国家也就强盛了。所以，不管何时，强军、生产都是社会的首要着力点！
3、当然，政府也对农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策安抚，如每个农户所获得土地数量与向国家缴纳的赋税相等；努力耕种者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徭役(劳役和兵役)；向国家交纳一千石粮食，就可以得到一级爵位等等。此外，秦朝还鼓励耕牛的养殖，规定在每年十月和正月评比耕牛，对成绩优秀的农民，给予赏赐。(法家思想对秦朝的影响)。
4、那么法家思想是什么呢？为什么受到了重视呢？首先我们也是先了解一下法家思想的主要思想。法家思想认为人性本恶，因此需要以一些严厉的手段惩戒人性恶的方面，使人们不会轻易的犯法。另外一个在当时比较强调公平公正性，做错了会受到惩罚，但是立功了还是会走奖励的。所以人们也会为了得到奖励而多做好事，从而引导更多的人向善做好事。为何还说当时的治国思想比较公正呢，因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做官的人。只要范了错误，都会受到惩罚。法家思想还强调与时俱进，反对保守。正式法家思想的这些特性，比较适合统一初期的秦朝，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治国效果。秦始皇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统一社会的言论，保持思想上集中统一。秦朝初期还出现了商鞅变法等稳固国家治理的举措，可以说秦朝初期社会还是比较安定繁荣的。
5、专业领域：刑事辩护、重大民商事诉讼、资产追收和法律顾问等
6、当青铜冶铸技术应用到兵器制造中时，秦国的军事力量就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数量多、种类全、工艺精……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秦人的战斗力，而兵器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无疑需要严格的管理制度，这种严格自然也来自法家政法思想的指引。
7、 第亲疏贵贱一断于法。法家强调法的作用，主张以法治国，一切决断于法。在立法方面，法律要详细，使人民的一切行为都纳人法律的规范；法律要公布于众，使人人都知道法律；法律应随时而变，以便使法和时代的需要相结合；法律应由君主制定，但君主在制定法律时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尽可能作到顺天道，随时变，因人情，循事理，量可能。
8、那位向刘备推荐“卧龙”诸葛亮、“凤雏”庞统的水镜先生司马徽就是颍川人士。既是曹魏集团不可或缺的谋士，又是大汉王朝忠心耿耿的臣子，被曹操称赞为“吾之子房”的荀令君荀彧也是颍川人。英年早逝但有“鬼才”之称的郭嘉郭奉孝同样出身颍川。还有徐庶、戏志才、郭图等众多才华横溢之士都是颍川人。所以说只要读过《三国》，颍川这个地方一定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9、《史记》说申不害、慎到与韩非皆“本於黄老而主刑名”，《黄帝四经》也有“道生法”的观点，揭示了法家与道家的微妙关系。其中，慎到受道家的影响最大，他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君主任其逸而下属任其劳，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双方的“势”不同。他说：“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因此，法治的原则在于顺势而为、因势而治、顺其自然。至于贤能之人，那是次要的，所以他也像老子一样，说“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主张“不尚贤”。
10、在近似于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是以德治国的典范。但在实际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部落的扩张、吞并、融合逐渐成为常态，所以才有尧舜流放共工、放逐欢、驱逐三苗、诛杀鲧等标志性事件，也就是通过暴力手段促使人们归顺于自己的麾下。
11、如此看来，法家的“重刑”并不必然地导致暴政，“暴政”并不符合法家的思想，要法家为秦的暴政而亡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
12、上至君臣下黎民百姓，既有对上层建筑的统治构想，同时也有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实际应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改革、金融、货币、国际贸易及运筹学等。这其实也是秦朝统治者，能够大力推崇法家治国的根本原因。
13、秦国灭亡并非亡于法律，而是没有及时变更国策。
14、秦二世胡亥，更是一个昏君在他执政之后长期荒废朝政，任用赵高，最后导致了朝堂混乱，赵高趁机陷害了左丞相李斯等人，最后赵高成功担任了丞相，派人逼死了胡亥。
15、比如，战国时的秦国，它为什么会统一六国，因为它历代帝王重用的人才都是法家的人。
16、对现代管理者来说，韩非子的思想主张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寄治乱于法术”的思想主张，究竟能够为我们建设现代法治社会带来哪些启示？
17、秦朝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18、其实，秦亡于法家说实际上是对“秦亡于暴政说”的一个误解。秦亡于暴政是一个历史共识，这几乎没有论证的必要，自秦已降不曾有过争议。至于如何将“秦亡于暴政”和“秦亡于法家”划上等号，则是由于人们判断秦实行的是法家路线，缘法治国，而恰恰法家又有明确的“重刑”主张。于是，秦实行滥刑重罚的极权统治，就自然归罪于他所倚重的法家思想了。而这其中，法家的确是有些冤屈的；因为真正的法家思想是不主张暴政的，秦暴政的罪孽并不应扣在法家的头上。
19、秦朝的商业都会大多在交通便利之处，有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而驰道和漕运将各个都会集市连接起来，形成庞大的经济整体。秦朝的手工业分官营和民营两种，其中秦朝最重要的手工业是冶铁业，在战国后期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秦政府为此专门设立了管理铁器生产和使用的官吏，如秦简中的左采铁、右采铁等。秦曾经把一批六国的冶铁工业者迁到巴蜀、南阳等地，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和商品市场的活跃。
20、以前的大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规家训，对孽子、对不肖子孙，他们都有惩戒的家法，“谁犯错了，家法侍候！”我们在电视里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场面，河南电视台正在播放的《大命归来》，前天播放的内容里就有关家二少爷杀人了，在家里，被主事的老太太鞭责的场面，甚至他当了汉奸不做好事后，还把这个败类逐出了家门。
21、李斯和商鞅对于法律和法家思想最大不同在于，相较于商鞅，李斯懂“法”更加懂得帝王为君之道。将法制贯之以帝王，成为了后代王朝政体建立的典范。李斯的法律思想抛弃了历史的“德治”、“人治”、“礼治”思想，其以积极和入世的思想登上历史舞台，力主变法来建立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新秩序，从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这都是李斯法律思想的重要主张，法家思想从此被贯彻影响几千年至今。法家两大代表人物商鞅、李斯在历史政治舞台上都没有得到好的“结尾”，这也是法家思想双刃剑的一种表现。
22、事实证明，秦的制度设计，主要依赖于阴阳家的学说而不是法家学说，硬说秦王朝的统治思想即是法家思想，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23、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东179号京仕广场A座409室
24、第一次卫鞅向孝公讲了以王道治天下，孝公听得来打瞌睡，并说卫鞅思想陈旧，不过是一个老夫子；第二次卫鞅向孝公讲了以仁义礼法治天下，孝公不以为然，认为卫鞅是腐儒一个；第三次讲了霸主之道，孝公对于第三次的制霸之术虽然略感兴趣，因为孝公以及他的父亲献公都希望恢复秦穆公春秋五霸的荣耀，然而孝公仍然感觉在这其中少了些什么，对卫鞅的说政只是待之以礼，并未产生太大兴趣。
25、不过，基于法家“重农抑商”的基本主张，和政权安全性的考虑，秦朝强制推行盐铁国营。
26、我们现在看的央视4台里，鞠萍姐姐主持的“谢谢了，我的家”，凡有成就的，凡有良好家风家传的家庭的传统传承都是相当好的。比如孔子的第七十八代孙谈孔家的家风，个个都是儒家风范的孝子贤孙，还有许多有名的我们熟知的鲁迅、周恩来、钱学森、徐悲鸿、丰子凯等对后世子孙的良好家风的影响都是很好的例子。
27、秦朝从商鞅变法，秦国一举成为中国战国时期超级大国后，在战国末年，李斯为千古一相。大秦帝国由此拉开序幕。法家思想促使千古第一帝国由散成聚。
28、所谓物极必反，秦朝的崩溃，导致狼烟遍地、兵祸横行，基本的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老百姓命如草芥、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成了最大的任务，秦朝设立的律法条文压根没人遵守。
29、 法家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人性本恶、人性好利之上的。性恶论是由荀子提出来的，但他认为，这种恶可以通过君威、贤师、法律、礼仪加以限制。“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把性恶论作为实施“礼治”主张的理论依据。在法家看来，人的好利本性是改变不了的，也是无需改变的。
30、对于秦国来说，“士”这个阶层不被重视，这种传统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把国家的重心放在“农”与“战”上，认为农民与战士才是强国之本，官爵应当授予这两个阶级。至于贵人、商人、技艺、逆旅、儒生和游士，则都被视为“淫民”，他们通过世系爵位、经商致富、游说取官和技艺糊口的方式来逃避农战，不肯耕种土地，也不肯上阵杀敌，故而于国家无益。所以在《农战篇》中，商鞅主张打击这些阶级，以便建设一个以农民和战士为主体的国家。愚农不学无术，就可以像牛马一样供统治者任意驱使，能够专心耕种，为国家生产财富；战士贪功轻死，便会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积极为国家开疆拓土。
31、法家诞生之初，中原礼崩乐坏，诸侯征伐不断，通过法家的专制手段整合分散的社会资源，尽快结束社会大动乱，在当时有其积极的意义。
32、《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青铜礼器到青铜兵器的转变也与法家政法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青铜器物在西周是礼制的体现，所谓“藏礼于器”，青铜礼器就是“明贵贱、辨等列”的重要工具，而作为创作者的工匠在铸器过程中也多少会增添个人意识于其中，故而青铜礼器是可以反映当时的政治思想观念的。
33、颍川多出人才绝不是偶然，首先在早期华夏文明依托黄河建立之时，它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一方重镇。各方面发展比较先进，这样的环境最容易孕育文化。当一些人才出现，他们获得成就反哺家乡，让颍川的文化气息更为浓厚，进而培养出更多人才，由此形成家族，形成地域派系，良性循环之下，这地方自然而然就变得“俊采星驰”了。所以文化的发展需要土壤，需要源源不断努力，只有投入了才能有回报，正如颍川，在教育上投入巨大，致使全民向学，都有鸿鹄之志，何愁没有回报呢？
34、秦孝公和商鞅所坚持的变法活动，其实也是旧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矛盾的体现。为了能够顺利变法，商鞅在秦孝公的指示下，不断培养能够支持变法与革新的人才。“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其实就是当时支持变法与反对变法的一场争斗。
35、到了汉武帝即位后，数十年的文景之治，让社会经济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及民间财富的暴增，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同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推行了涉及所有领域的改革，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36、为了使君主的神圣权力不受侵犯，韩非主张尊君卑臣，并提出要“强公室，杜私门”，主张对那些私门势力和好比恶虎一样的权臣，要散其d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予以坚决铲除和镇压。
37、本文原载于《史学月刊》2013年第6期，略有改动。
38、接下来，吴起前往楚国主持变法，楚国强大；申不害变法，韩国在十几年中免遭侵扰；而商鞅在秦国推行战国时期最为彻底的法家变革，则造就了足以彻底终结贵族政治、开创大一统时代的秦帝国。
39、虽然依靠法家思想逐渐强国富兵，甚至统一全国，但是在文化方面相对于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还是处于落后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