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随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更为聚焦、更加明确。这一点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批判之中。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为题专门对蒲鲁东的方法论基础进行批判。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2、 由此，我们的初步推论是，马克思直接言说“颠倒”只是为了说明《资本论》所运用的方法，并不是专门论述马克思和黑格尔在辩证法问题上的思想关系。卡弗和恩格斯的问题在于把马克思有着特定语境和用意的话语放大和套用到整个“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问题”上。
3、关于理念的内涵逻辑，柏林在《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中对黑格尔有这样的论述：“他把普遍的说成是‘具体的’，他摒弃了实际的科学，因为它处理的是抽象概念，转而宣扬另一种潜在的、完全是更高级的科学，它仍然是普遍性的同时，将使得科学家们(即形而上学家们)能够循着万无一失的步骤推理，一直到达具体事物的本质——也就是实际情况的核心，完全掌握具体现实的复杂性、完整性和丰富性……黑格尔更进一步地暴露了他那个时代实证主义的夸大其辞的主张，他们将所有的知识都等同于自然科学方法，其最高点是由涵盖全宇宙、能够解释其中一切的概括性命题组成的体系。”一般看来，概念是最抽象的；但黑格尔认识到，概念是最具体的。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统一达成普遍性。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本质，而是“具体事物的本质”，表现为“现实的复杂性、完整性和丰富性”。黑格尔认识到普遍性的现实感和真实性，然而他试图通过“概念性命题组成的体系”(理念的外在形式)把这些现实感和真实性科学化，在思维中把现实纯概念化，一切现实都是自我意识、思维的运动表象。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在于实现这种颠倒，即“历史的内涵逻辑”对“理念的内涵逻辑”的超越。
4、“有”是黑格尔体系中头一个概念，是“逻辑学”的起点，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开端。“有”也译作“存在”，黑格尔在这里所讲的“有”或“存在”，和我们唯物主义哲学中所讲的物质的存在，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是一种纯粹抽象的、没有任何内容的概念。这个“有”是绝对空虚的，毫无任何规定性的，全然不具体的，所以，“有”也就等于“无”。黑格尔就是这样来推演的。于是，他由“有”的概念推论到它的对立面——“无”的概念。“有”与“无”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有”与“无”的统便是“变”，或译作“生成”。“变”是比“有”与“无”更高的概念。
5、2(3)M.H.格列茨基、M.∫.彼季奇:《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形成问题》,刘功勋译,载沈真编:《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47页。
6、1970年，萨特与波伏娃上街售卖“无产阶级左派”的《人民事业报》，抗议法国当局逮捕编辑人员。
7、在我们来看，科耶夫(Kojève)在三十年代开设的学术讨论会标志着对黑格尔的参照开始以某种非纯学院的方式参与到时代的意识形态忧虑中，从这一刻开始，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黑格尔形象，这一形象经过三十多年才开始摆脱——并且这远远没有完成。
8、论文5题目：《〈穆勒评注〉中马克思的货币观——基于〈穆勒评注〉与三个笔记本的关系》
9、9孙正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
10、但这种力量和倾向，在孤立起来看待的自然界那里是看不出来的，它们只是人类及其社会和精神生活的专利品。所以人和一般自然物、和动物是有区别的。“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⑥那么，我们从这里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和价值仅仅在于有关人的哲学，并不涉及孤立看待的自然界，而只涉及人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呢？一般而言我们的确可以这样说。所谓的“自然辩证法”，或者“辩证唯物主义”，如果仅仅理解为离开人而存在的自然界(客观世界)本身的某种客观规律，那是极其空洞而无意义的。与此相反，马克思和黑格尔所理解的辩证法，本质上无非就是历史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人学辩证法。⑦所以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之处”时就只讲“人的自我产生”的“过程”，即通过对劳动的分析而发现的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过程。离开人的活动、人的历史、人的自由历程来谈“辩证法”，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来都只能是天方夜谭。不过，从一个更高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不把自然和人割裂开来、孤立起来，而是看成一个统一体，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辩证法就是人和自然的大系统的普遍一般法则，是必然的自由法则和自由的必然法则，自然辩证法就是历史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人学辩证法，反之亦然。而这就引出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第二方面的继承。
11、其实，必须一切从零开始，并最终认清：从哲学角度来讲，马克思既不是黑格尔的他者也不是他的同一。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分化者。他同时确定了后者不可逆转的效力(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他的全盘谬误(唯心主义系统)。
12、这一肃清工作在那个年代(1963-66年)曾有过积极的效应，它远远地得到以当时的教条形式与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中国人的支持。阿尔都塞令马克思主义重新获得某种严厉和斩钉截铁的态度，使它从主观主义的传统中脱离出来，并将它作为实证知识重新扶上台。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和黑格尔，由于其片面的形象，成为众矢之的，并由此受到提防：无论是阿尔都塞还是萨特都对《大逻辑》中的唯物主义黑格尔熟视无睹。以至于马克思，由于被调整到结构主义概念中，他在科学上有多受益，就在阶级历史性上有多大的损失。五十年代的黑格尔化马克思是一个思辨形象，但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六十年代的反黑格尔的马克思是一个学者，但注定只能被用于学术讨论会。或者，用哲学的话来集中体现这一非此即彼：黑格尔式的马克思属于唯心辩证法，反黑格尔的马克思属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
13、 (10)(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
14、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15、一旦历史前景发生了深刻改变，反对意见也开始出现。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效应步入尾声，当苏俄革命的拥护者遭到严酷的打击，当法国共产d显而易见地投入到了布尔乔亚及沙文主义修正中(在这一点上，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经历具有决定性)，当中国无产阶级的严酷力量不断发展，当每个人都被迫就国家解放战争明确立场时，知识分子们不得另找地盘并为自己组织不同的思想。革命的“同路人”死于饥荒。伴随着他一起失效的是各种意识哲学所带来的保证，这些哲学曾经的任务是在一场富有魅力的革命的注视之下保存投身事业和保全自我的双重关系。
16、其批判蒲鲁东把经济范畴、原理等看成是“无人身的理性”,并根据绝对方法将它们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指出观念、范畴及其所表现的关系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所谓的绝对方法就是纯粹理性“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7］蒲鲁东把这一绝对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就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即把观念、范畴及其所表现的关系看做是永恒的。由此可见,“无人身的理性”或纯粹理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和实体性内容,事实上掩盖了或忽略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内容及其历史进程。所以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7］因而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17、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一方面是基于他所发现的新唯物主义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而作出的,比如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之“无人身理性”的批判,事实上这也是对黑格尔理性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的批判。关于这一点,孙正聿先生所秉持的从“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来理解辩证法的原则是贴切而中肯的;［9］另一方面同样是借助于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来完成的,比如对蒲鲁东割裂社会体系的批判、对蒲鲁东曲解矛盾的批判等。由此,这两个方面俨然已被马克思领会并非常娴熟地运用到对唯物辩证法的建构当中去了。
18、历史目的论在黑格尔那里是以“历史理性”及其“理性的狡计”的形态表述的。但实际上，正是由于历史被看做客观上有终极目的的，历史中的理性才有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标准，历史也才有可能被视为有“规律”的，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程序而“发展”和“进步”。在黑格尔以前，历史不是被看做一大堆偶然事实的凑合，就是被看做按照自然规律而运行的自然过程。康德的历史目的论则只是人类从自己的道德立场出发对自然的一种“反思判断力”的设想，而不是历史本身的客观规律。但黑格尔从“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出发，使自己的历史观超出了他的所有的前辈。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16)黑格尔运用他的辩证逻辑于历史领域，可以说得心应手。因为如前所述，辩证逻辑本质上就是自由的逻辑、人文的逻辑，它正因此而能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但这种逻辑也正因为不是抽象的形式逻辑，所以它需要凭借对于人性的自由发展的“巨大的历史感”，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什么是“巨大的历史感”？应当就是对历史中那种“内在联系”的直接体验，它就是我们用来评判历史的标准。但如果人内心没有对自由的追求，没有建立在自由感之上的正义感和希望，他也就不可能获得用来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所以，当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17)时，他已经拥有了对历史进行划分和评判的立足点。
19、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②
20、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在坚持康德的知性范畴和对象世界分离的同时，也反对范畴推演和“形而上学的我”(不是先验的我)相分离的倾向。黑格尔在1811年10月10日给Niethammer的信中写道：“康德和亚里士多德的正确之处在于指出逻辑学不是以经验心理学为基础，经验心理学对于逻辑的主动性怀着很深的偏见。……知性的一个功能是‘我思’。”(9)也就是说，范畴和“我思”是一致的，没有范畴，我就不能从感觉材料中抽象出范畴。具体而言，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我思”作为“精神”或“意识”展开了的三重逻辑：1)普遍性的“我”，这相当于笛卡尔的“我思”，剥离了身体和经验方面的内容；2)特殊性的“我”，是具有身体和经验内容的我；3)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我，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同一。不但如此，“我的结构”和范畴的推理结构是同一的①。我的结构映射入范畴的结构，成为范畴推演的一个动因，正如贺麟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意识的经历和历史是有规律的、与逻辑的东西统一的”(10)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黑格尔的“我思”实际上是“精神”的一种形式。因此，范畴的实在性只是“精神”外化的一种结果，所以查尔斯·泰勒称之为“上升的辩证法”。
21、众所周知,黑格尔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座理论高峰。但是自从黑格尔去世之后,他的辩证法随即在德国知识界就遭遇了冷落。以布鲁诺·鲍威尔、莫泽斯·赫斯和麦克斯·施蒂纳等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很快就丢掉了它,直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德国的知识界依然将其当作一条“死狗”来对待。这一状况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黑格尔辩证法缺乏必要的认识,同时也使得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重新开始占据人们的头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高度肯定了黑格尔在辩证法领域的贡献,他说:“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4］不仅如此,他还说:“在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4］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站在黑格尔辩证法的高度上进行的,这对于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形成至关重要。
22、另一方面,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即具有目的论倾向的辩证法之所以破灭,并不是由于深入对象的认识运动,而是因为丧失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理想的信念。格列茨基认为,只有当马克思转到无产阶级立场,在物质经济领域遇到对他来说是新的实践问题,即遇到反对剥削、消灭私有制的问题的时候,物质基础问题才从理论上提到马克思的面前。简言之,此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的失望破坏了他对标准目的论辩证法的幻想,从而作为国家理性实质的普遍利益绝对化的唯心观念也破产了。由此,格列茨基的结论是: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作为解释社会发展的理论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因果决定论联系为依据——才能形成,才能把唯心主义的标准目的论辩证法排除出去。
23、黑格尔哲学在法国的生命力，不仅在历史上是很新的现象，而且经过了一番特殊历程，直到今天，这一历程都只能令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模糊不清，同时也对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再次得到展现造成困难。
24、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1页。
25、就此而言，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汇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可能的。从主观的角度讲，那个时代的黑格尔主义者寄希望于革命并且憎恨资产阶级秩序。布勒东和萨特最终都不得不走上这一必经之路：与共产主义者的结伴同行。然而，由于他们和马尔罗在同等程度上是浪漫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他们与此同时无法完全忍受这种结伴的心理后果。以最具代表性的萨特为例(他并且还步入了共产d的无产阶级现实变得暧昧不清的时代)，上述矛盾的处境引发了一项巨大的工程(这一工程在历史上曾有过很多先驱，尤其是在德国)，将马克思主义本身纳入主观唯心主义。这一次，黑格尔通过颠覆马克思主义的颠覆卷土重来，就像是一部要将辩证唯物主义撞得脚朝天的机器。这就是被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始末，其中心范畴是异化，其命运取决于青年马克思的一篇关键文章：《1844年手稿》。在这里，科耶夫的课程还是能发挥作用，因为他强调将主奴辩证法进行到底之后所能的生成的劳动范畴，这一范畴是焦点，它能从表面上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自我意识的各种化身焊接在一起。
26、以上论述表明,形而上学作为国民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应当而且必须要批判的对象。可以说,正是通过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才揭露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根本缺陷。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不陌生的读者,马上可能就会意识到,马克思在这里正是借助于黑格尔辩证法来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缺陷的。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马克思就曾肯定过黑格尔辩证法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作为自我推动和自我创造的否定性原则。坚持这一原则就必然会从运动的观点来看待,并从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来理解事物的这些运动。这显然是因果决定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格列茨基把具有目的论倾向的辩证法归于黑格尔,而把以因果决定论的辩证法归于马克思的做法是牵强的。二是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的历史原则。这种历史原则是以劳动及其结果为根据的,尽管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劳动仅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非物质生产劳动。此外,这种历史原则“把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看作自我意识的而且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6］因而它包含着事物运动的环节之间的运动和联系。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言,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巨大的历史感,正是这种历史感使它能够对形而上学形成真正的“震慑力”。在这里,马克思必然是要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的,所以他指认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由此可见,在对古典政治学的形而上学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既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同时又吸收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这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过程。
27、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2期P4-8页
28、科耶夫所探讨的仅仅是《精神现象学》中的黑格尔的哲学，它从自我意识之分裂这一唯心主义角度被理解，并被束缚于从感性直接上升到绝对知识的暗喻之中，而这一暗喻的核心在于主奴辩证法。这是因为与他者交锋的形式主义具有身处危险和死亡气氛中的诗意效果：这一黑格尔在马尔罗这样的革命浪漫主义者中，甚至于在超现实主义者中博取到了听众。巴塔耶(Bataille)和布勒东(Breton)都会承认科耶夫对他们的影响。
29、摘要：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关联性研究，辩证法是其核心议题。在揭示两者内涵一致性的同时，我们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解读也面临唯心主义化的风险，如“新辩证法”理论。回到列宁的经典论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认识论”三者同一。辩证法与逻辑同构，是关于现实的内涵逻辑。从“逻辑”上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表现为历史的内涵逻辑对理念的内涵逻辑的超越，反映在辩证法上，这正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对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的“颠倒”和超越。马克思辩证法是“具体到抽象”和“抽象到具体”的统是基于社会现实的理性具体，在根本上是“唯物主义的”。
30、然而，这种“颠倒”观却很难“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如果我们以是否关注社会现实客观性和物质第一性为判定唯物与唯心的标准，进而认为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辩证法，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辩证法。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唯物主义”的，因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我们必须以“直接的或者现存着东西”为研究的起点，在《小逻辑》中指出思想必须是客观的，必须尊重对象和事物本身的客观性，“客观事物”是认识的前提。就此而言，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是“唯物主义”辩证法，颠倒问题无从谈起。
31、HegelandMarxinContemporaryEra
32、 从二者的内在对比来看，马克思在辩证法问题上以现实人的实践为“基底”实现了两次嬗变：其把黑格尔的逻辑推演出现实，转变为现实的人作用于自然和历史；其把黑格尔的精神主体下的“意志活动”产生的法的体系转变为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产生的法的体系。第一种转变发生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第二个转变在法、国家等社会生活领域，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的转变。如果辩证法是“有限的规定扬弃它们自身”(6)1也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的推动原则的话，那么，进一步的推论是，对于黑格尔而言，不管是本体论、认识论领域还是历史理论领域，黑格尔的思想都是以人类精神(或意识)为主体的实践辩证法；而不管是历史唯物主义领域还是辩证唯物主义领域，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现实的人”为主体的实践辩证法。②现实的人既是个体又组成社会，是实体和精神(或理性)的统当然包容人类精神，摒弃了人类意识的纯思维性、观念性和非现实性。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否定和扬弃黑格尔辩证法。
33、(1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34、在今天，提出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学术意义了。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本人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拯救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对这些说法，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作了汗牛充栋的研究和探讨，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一切都是有据可查，有案可稽。大体说来，人们公认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主要就是在辩证法方面，即把黑格尔头足倒立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过来，使之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种说法当然没有错。本文重提这一问题，不是要否定这一结论，而是要将它的真实意义阐明出来，去掉一些表面化的理解，这些理解往往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意思，而是后人强加于他的。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内涵进行一番重新考察，这一考察势必涉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①。笔者在拙著《思辨的张力》中，已经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层结构和隐秘含义作了比较全面的系统揭示，此处不再赘述。本文所要强调指出的是，以往人们研究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和改造方面比较多，而相对忽略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方面，即使谈到这个方面，也只限于一些外在的公式，而未能深入到实质的理解。
35、HegelandMarxinContemporaryEra
36、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思想，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进行了根本改造，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同时摒弃了抽象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清除了理论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杂质。
37、 1977年11月
38、总而言之,从唯物主义的进路来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形成会错失太多重要的东西,而这需要从另一条进路来充实它,即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的进路。依据唯物主义的进路,它所突显的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对唯心辩证法的颠倒,即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范围内的颠倒,因而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的基调是否定性的。而在形而上学批判的进路中,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的是更为积极的评价,可以说,他只有在逻辑上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才能够真正对古典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进行彻底的批判。所以,马克思决不是像格列茨基所言,非要在理论逻辑之外找一个根据来抛弃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对形而上学批判的进路中,即通过批判古典经济学家和蒲鲁东等人的形而上学来阐释和建构自身的唯物辩证法,就必然包含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吸收,同时也内在包含着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当然,形而上学的批判进路在唯物主义进路基础上才有可能发生,但仅有唯物主义的进路还无法解释唯物辩证法的建构,因为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法之维定当要在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得以确立。
39、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性辩护是国民经济学的显著特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批判过国民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他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些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5］也就是说,只有理解私有财产的产生过程才能理解国民经济学的规律,而国民经济学却把私有财产这一需要阐明的事物当作自然的前提,这便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是黑格尔所指认的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的方法。这种形而上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理解运动的联系。国民经济学没有从运动的联系的方面考察各经济范畴及其关系,没有把它们理解成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结果。二是缺乏历史性批判的视角。国民经济学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来说明其经济范畴及其运动,把应当加以推论和说明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的事实,没有从一种历史性批判的视角进行说明。
40、 (15)孙伯鍨，侯惠勤，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1、论文4题目：《论原子偏斜的政治哲学意蕴——兼论早期马克思与实证主义的论争》
42、周丹研究员对五篇文章进行点评。他指出：整体而言，本次论坛文章在内容上聚焦于马克思的早期文本，特别是马克思发生唯物史观转变之前，具有更多张力和解释空间。五篇文章从青年黑格尔派理解人的本质、马克思对概念辩证法的继承与超越、劳动异化理论、原子偏斜、马克思货币观的形成发展五个角度出发，阐释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辩证吸收与赋予唯物主义底色的革命性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形成发展，理解完整的、一致的马克思(前、后期)思想发展脉络。
43、文化大革命和六八年五月风暴在大众范围内令人们懂得的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重新注入真实的革命运动，我们所需要的完全不是在国内的思想传统之间摇摆(介于持我思理论的笛卡尔、萨特，和持机械论的笛卡尔、阿尔都塞)。在风暴的考验下，阿尔都塞的实证主义马克思，由于与法国共产d的“科学和技术革命”相勾结，较之萨特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威胁。这一点从它们在紧急关头作出的选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尔都塞最终站在了瓦德克•罗歇(WaldeckRochet)这一边，而萨特，无论如何站在了“毛主义者”这一边。
44、那么,马克思批驳黑格尔的支点在哪里?在格列茨基看来,比如以非理性、矛盾着的社会利益来批驳,或指称现实的普鲁士制度并非黑格尔的理性自我运动的结果,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不合理的。格列茨基认为正确的理解在于,是思想的转变而非认识过程的转变使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并非以现实本身作为认识对象使马克思认识到必须转向唯物主义。思想的转变,即由于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转到无产阶级阶级立场而产生新的实践任务和利益,才促使他转向唯物主义。这就是一切的由来。”2显然,格列茨基认为马克思由于转到无产阶级立场进而转向唯物主义的这一进程,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建构是至关重要的。
45、下午场为分议题2：黑格尔哲学思想给予马克思的启发。
46、论文3题目：《论〈巴黎手稿〉中“对象化”与“异化”的关系》
47、所有这些疑问都要涉及一个问题，即我们一般对“辩证法”的理解是否根植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原理解之中。按照黑格尔的用语，“否定性的辩证法”(dienegativeDialektik，又译作“消极辩证法”)属于逻辑学辩证发展的第二个大的阶段，即“消极的理性”阶段，它超出前一个阶段即“知性”，从“存在论”进到了“本质论”；但低于后一个阶段即“积极的理性”，尚未达到统摄一切的“概念论”。这一套程序其实在《精神现象学》中也是适用的，即积极的理性克服了消极的理性的那种躁动不安，而达到了矛盾的调解(合题)，成就了科学的体系。然而，马克思却独独把这个环节从黑格尔的程序中挑出来，认为《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不在他的积极理性或积极的辩证法，而在于他的消极理性和消极辩证法，并从中引出“人的自我产生”和“劳动的本质”。这到底是为什么？
48、《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49、首先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法中继承了什么？
50、在一般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被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被称之为唯物辩证法。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暂且沿用“唯物辩证法”来指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毋庸置疑,马克思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起源,因而马克思的辩证法便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源头活水。换言之,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定向和本质之维。这是当今学界在探讨该问题时所取得一个基本共识,无须赘言。问题在于,何为唯物辩证法?按照一般的理解,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综合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产物,即马克思通过改造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使之成为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进而建构起了以新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辩证法。显然,这一产生广泛影响的解释强调的是唯物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之维,即唯物主义的进路。
51、HegelandMarxinContemporaryEra
52、③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53、 (17)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11)：
54、 黑格尔的思想(特别是范畴思想)一直被理解为是和马克思的唯物论相反的唯心论。TonySmith认为，“黑格尔的理论作为真正的唯心论从来没有走出过‘理念’的范围”PaulMattick也断言，黑格尔关注“连续的、有规律的理念的神秘联结……范畴的自我发展”，然而马克思致力于“用‘真实的个体’解释范畴的发展，个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历史”。(5)
55、正如苏联哲学家伊利延科夫指出的，哲学是关于普遍的科学，然而在黑格尔看来，普遍的是思想，而且只能是思想；具体的普遍仅仅作为一个概念而存在，仅仅存在于思想中，绝不存在于“外部现实”中，因此对哲学而言，唯物主义是不可能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哲学相反，概念的起源就在于确定现实存在着的本质，以便在思想中重构那些物质现实中的结构。理论抽象必须从历史性现实出发，用思维自身的力量去确证那些历史性现实。关于《资本论》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原理进行逻辑演绎的基点，马克思自己明确说，是“商品”而不是“价值”或者其他抽象概念。商品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存在的独特形式，恰恰具有真实(具体)的普遍性。萨德-费洛有效地抓住了这一点，指出“新辩证法”最大的缺点在于未能认识：“要求复杂概念从简单概念的矛盾中而来，这并非马克思方法论的唯一特征，亦非最重要的特征。相反，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新概念和新材料为何、如何以及何时被吸收到分析中，以便它变得更丰富、更稳定、更能够重构具体。”
56、两场分论坛结束后，周丹研究员进行整体点评并宣布本次论坛获奖结果。他指出：论坛紧紧围绕“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展开讨论，分别聚焦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文本文献，黑格尔—马克思哲学思想比较，西方近代以来思想史脉络中的黑格尔、马克思，黑格尔、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为我们充分展现了一个丰富、立体、深刻的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图景。同学们的论文质量都很高，发言都很精彩，希望继续沿着这一基础理论深度耕犁，以哲学方式关注时代，关照现实。
57、可见,转向物质现实本身或经济学的研究并不必然能够使研究者在其中发现唯物辩证法。当然,建构唯物辩证法必须要研究现实本身,对经济学做出新的研究,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所以,否定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进而转向唯物辩证法更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由此,苏联学者M.H.格列茨基对罗森塔尔的见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是根本不能用纯逻辑方法来解释的。即使某个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含有矛盾,那总是可以找到另一种当时尚能使人满意的唯心主义(或至少是二元论)。所以,想要唯心主义来一个根本转变,‘翻转过来’,而且是在唯物主义从未存在过的领域(社会史观方面)内,就非有重大的,哲学以外的根据不可。”［2］其理由在于:转而面向生活本身的事实,面向生活本身的实际矛盾,还不足以解释马克思辩证法观念的转变,即从黑格尔的“理性的自我运动”转到对“现实本身的自我运动”。因为毕竟黑格尔的观念其实也是为了解决现实本身而建立的,他的理性的自我运动制约着现实的根本合理性。
58、 (1)RobertFine.TheMarx-HegelRelationship:RevisionistInterpretations(J).Capital&Class,2001,25:
59、从根本上说，马克思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在于，历史和逻辑统一于社会现实，是“唯物主义的”。当黑格尔把所谓“现实”的内容转变为理性的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本质时，马克思将它导回到理性前的社会现实生活过程之中。正如白刚认为，《资本论》发生的认识论革命，其关键不在于马克思的“抽象力”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验抽象“实在论”，而在于超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验抽象“思辨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具体到抽象”和“抽象到具体”的统是基于社会现实的理性具体，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当然，这里的“唯物主义”不是法国机械唯物论的“唯物主义”，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60、黑格尔从根本上颠倒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关系，他在概念推演中，也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把黑格尔的哲学看成纯粹出于他的主观思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实际上不过是现实的颠倒、歪曲反映而已。黑格尔对人类社会领域，作过深入的研究，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力求找出并指出贯穿这些领域(指社会历史领域——引者)的发展线索”；十八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和成就，也是黑格尔进行哲学概括的对象，《逻辑学》中引用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事例和数学材料，足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列宁曾指出：“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是事实！”列宁的这段话，当然不能误解成黑格尔的《逻辑学》竟是唯物主义的，而是指在黑格尔的著作里，数《逻辑学》一书中阐述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中事物的客观辩证法为最多。
61、“变”的结果，使原来毫无规定性、极不确定的东西，开始具有一定的特性，从而可以依它的规定性与别的东西明显地相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变”的结果，使这个东西具有一定的“质”。这样，黑格尔就从“变”这一概念引申出了“质”的概念。“质”又过渡到它相反的概念——“量”，比“质”和“量”更高一级的概念是“度”，“度”是“质”和“量”的统是有质的量。“度”是“有论”中最高的概念、范畴。
62、 我们认为，以割裂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来解读“黑格尔—马克思”在辩证法上的关系问题的做法有失偏颇。此问题的解决，不能孤立地谈某一著作中的辩证法观点，必须依赖于二者成熟时期核心思想体系所体现出的辩证法思想。根据上两节的批判性解读，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依赖于主要著作：《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法哲学原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确立了精神或意识作为贯穿体系的基本范畴，《逻辑学》反对康德“物自体”不可认识的神话，以“精神”驱动范畴不断推演，作为推演的核心环节的“否定”是主体不断的“中介”化或对象化对象的过程，《法哲学原理》用“有意志的实践”补证了“中介”(或实践)思想的重要地位。就马克思哲学而言，真正能反映马克思哲学成熟体系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因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是思想未成熟时期的作品，《资本论》是实证科学的应用型著作。因此孙伯鍨教授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相近地发挥了《提纲》的中心地位，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它标志着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完成。”(15)黄楠森教授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标志”
63、 作者简介：代利刚(1983-)，河南宝丰人，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无锡214000；陈永杰(1972-)，上海人，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近现代哲学，无锡214000
64、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认为，黑格尔原本打算从主体性哲学当中寻找突破康德哲学疑难的途径，从而寄希望于在概念中认识、确证真理，然而这条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致，即更深层次的主体性形而上学。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逻辑和辩证法，当黑格尔把现实的内容“向上”导入绝对理念和抽象思辨时，马克思却“向下”扎入现实生活以及人的实践活动当中，而这恰好是抽象思辨终止的地方。总的说来，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之间，从“逻辑”上看，形成了一条依次超越的链条：内涵逻辑(辩证逻辑)对形式逻辑(先验逻辑)的超越，历史的内涵逻辑对理念的内涵逻辑的超越。
65、 费雷泽对以上观点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和康德的观点不同，“黑格尔理解普遍和特殊不是以分离的方式，而是以矛盾中的统一的方式。他希望通过理解现实中的范畴(不只是抽象的)的辩证关系，来理解理论和实践的统一”(3)具体而言，在康德那里，理性和知性是分开的，如果理性发生“僭越”，就会出现“二律背反”。康德的目标就是为理性划清界限，避免错误。在《小逻辑》的“逻辑学概念的初步规定”(§19—38)中，黑格尔认为，康德的问题在于没有意识到知性的肯定方面已经蕴含着对立面的存在，知性和理性本来就是统一的，在“辩证阶段”会过渡到对立面。“思辨的阶段或肯定的理性的阶段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6)181费雷泽指出，辩证法阶段超越知性阶段进入思辨阶段的关键在于，“它的真实结果不是空的、抽象的虚无，而是对于某些规定的否定”(6)1也就是说，辩证法的范畴推演其实是某种具体的、现实的东西，范畴本身就是实在的。
66、根据哲学阵线上的情况所引发的具体要求，黑格尔哲学在历史上始终受到关注。在1949年解放前占主导地位的是某种颇为“经典”的新黑格尔主义，其主要代表之一就是贺麟，其主要特征始终在于：对于辩证法的革命本质的恐惧；对于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强调；对于《逻辑学》的不感兴趣，以及对于《精神现象学》的重视，亦或者，对于《逻辑学》的结构及其概念顺序的好奇成癖。1949年后，对于黑格尔的讨论范围渐渐地被确立为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使用问题；针对吧辩证法和唯心主义或者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变成单纯“机械结合”关系的那些人，另一种观点得到强有力的肯定：黑格尔哲学的内部矛盾应该被理解为其保守的一面和其革命的一面之间的矛盾，其唯心主义体系和其“合理内核”(而不是他的整个辩证法)之间的矛盾。辩证法一分为二。另一个被中国人提出的问题在于：黑格尔为对立统一法则所制定的下场；他没有看到这一法则构成了辩证法的核心，并且把他的“否定之否定”这一法则变成塑造其体系结构的中心因素，将其体系的发展机械地禁锢到“正题-反题-合题“这一枷锁之中。
67、萨德-费洛认为，“新辩证法”对马克思辩证法做黑格尔式解读，这种立场大概受列宁的影响，“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新辩证法”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这句话，以至于认为，因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决裂不彻底，导致《资本论》与其思想体系存在不兼容，导致我们无法对《资本论》进行系统的辩证式阅读，所以应当沿着黑格尔的路径重构马克思的《资本论》。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想要理解《资本论》是不可能的；想要完全理解《资本论》，仅仅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也是不够的。就黑格尔的逻辑学本身而言，我们也需要“全部”理解，即理解“全部”逻辑学。可以说，“新辩证法”注意到这一重大的理论困境，也试图进行彻底解决，然而从实际效果看，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恰恰背离列宁着重强调的理解“全部”逻辑学的嘱托，并且走向他曾告诫的唯心主义危险。“新辩证法”认为，逻辑学只有是一套范畴体系才可靠，《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学，其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批判只能算作说明性材料，在《资本论》中不起实质作用。这种观点恰好把逻辑“形式化”了，变成“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而事实上，正如《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商品—货币—资本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学。
68、 为此，我们还需要将发言权交还给被堵住了嘴的黑格尔，最根本的黑格尔，列宁曾狂热地对他作注解，马克思曾宣称对于他的阅读决定着对于《资本论》的理解：他是《逻辑学》中的黑格尔。
69、HegelandMarxinContemporaryEra
70、上午场为分议题1：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批判与发展。
71、(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43页。
72、一方面,马克思无论是在1842年的莱茵报时期,还是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都没有超出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即具有目的论倾向的辩证法的范围。在格列茨基看来,在那时即使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把主词和宾词颠倒过来的提法,也未使用唯物辩证法来对抗唯心辩证法。这是因为马克思当时所追求的革命民主主义和民主国家诸如此类的东西,实际上是以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为基调的。这种理性辩证法把理性、自由和普遍利益想象为某种绝对的、超历史的东西,与非理性、不自由和具体历史地存在的利己私利相对立。进而以理性作为依据,把现存现实作为“非理性”的东西加以谴责,可以说,这是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唯心主义属性。
73、 以上两个命题反映了精神的主客二因素的互动性以及中介性，其实质是精神的过程性。还必须指出，“精神”常常被忽略的载体必须是人类本身，“精神”具有强烈的人类学意蕴。正如杨祖陶先生所言，黑格尔“从人类的意识或知识的历史发展中去研究概念的发生”所谓精神的普遍理性特质只不过是人类必须遵守的规律。
74、黑格尔哲学是十九世纪初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黑格尔哲学其所以如此矛盾，这是和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所处的矛盾地位分不开的。在西欧，德国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还不成熟，而工人阶级已逐步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德国资产阶级一方面有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一方面又极端仇视和害怕人民群众，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在黑格尔哲学中典型地表现出来。恩格斯是这样评价黑格尔这个人的：他在他自己的领域，也就是哲学辩证法的领域，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在政治上，则没有完全脱去“庸人气味”。
75、在黑格尔看来，经验知识和经验科学不具备绝对真理的条件首先在于思维和存在的分离。在思维和存在分离的条件下，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必定无法解决，并且还将导致不同存在者之间联系的不可认识。既然思维和存在是统一的，那么它们统一的基础是什么？是存在之“上帝”还是思维之“上帝”？如果是存在之“上帝”的话，这将导致无穷追问，陷入神秘主义。黑格尔把新世界比喻为“新生儿”，称拿破仑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时代精神”令黑格尔“心醉神迷”，思维和存在统一于精神，统一于思想。对思想的不脱离内容的考察，任何形式逻辑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先天综合判断”无论“先天”还是“综合”都无法满足理性、真理的要求。我们需要一种区别于以往形式逻辑(包括先验逻辑)的逻辑，可以直达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可以呈现思想全貌。由此可见，内涵逻辑并不是关于经验的方法，也不是关于先验的方法，而是关于现实的方法。哲学是关于思想的思想，要求获得思想的整全性。归纳和演绎显然都无法抵达思想的整全性，黑格尔付诸理性直观，其对象就只能是现实。哲学是唯一能够实现理性与现实和解的科学，而一切称之为科学的“具体”科学都是局部的、有限的，只能无限接近真理，而永远“匮乏”。
76、摘 要：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形成问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理解:一是唯物主义的进路,二是形而上学批判的进路。其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处理构成了这两种进路内在差异。唯物主义的进路突显了对唯心主义的颠倒,而忽视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吸收与批判,所以很难解释唯物辩证法的完整建构。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的进路是在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充分吸收黑格尔辩证法来批判这种形而上学,既继承了其合理内核,又批判了其“唯心”外壳,因而能够对唯物辩证法的形成做出相对完整的解释。
77、柯华庆：论中国法学界的守正创新-中华马克思主义的提出
78、论文2题目：《从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到矛盾辩证法伊里因科夫对〈资本论〉方法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