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世纪法国人对中国世界的认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类是来华传教士，他们从官方使节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汉字和文化，此类文献向来颇受重视，体现出较强的专业性。另一类是来华商人和旅客，他们从更市井的角度记录中国风俗。法国文人驾驭史料的程度与解读史料的维度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形象的构建。本论文通过对一手资料的溯源，比较十八世纪最具代表的两个法国文豪---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对中国资料的不同态度，分析他们进行不同选择的理由，厘清他们各自的关切点。
2、在他眼中的中国史，更是和一般的编年体史书不一样，里面有的是史书上看不到的真相。
3、 民事奴隶可以分为家奴、太监和妇女。家奴地位、主奴关系和奴隶的解放方面的法律，历史上屡见不鲜。(78)太监制度是专制制度下独特的制度，他们的地位却在一般的自由人之上。“在东京，所有文官武官都是太监”，“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许多剥夺太监一切文武官职的法律；但是太监们却老是又再回到这些职位上去”，(79)太监是贪婪的，还可以有自己的女人和家庭，“东方的太监，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患”。(80)
4、中国的君主面临随时可能爆发的起义，不得不对专制统治有所节制，以防不测。为此采取这样一些措施：(1)不实行欧洲那种包税制，以免人民受包税人盘剥；每当发生灾荒时，皇帝还下令减免部分赋税；(2)政府鼓励耕织，兴修水利，以增加生产，使人民不致挨饿。为此皇帝还身体力行，每年春季举行亲耕仪式；(3)不实行卖官鬻爵的制度，而以科举取士，使各阶层人民均有做官的机会；(4)宫廷设有谏官，专司指陈君主过失之职；对各级官吏均建立监察制度，论功行赏，按过处罚，因而政治比较宽和；(5)提倡以儒教为中心的一整套伦理道德，以减轻法律的酷烈。
5、第孟德斯鸠给专制政体下过一个定义：“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专制的国家没有任何基本法律，也没有法律的保卫机构。”
6、比希罗多德还早了两个世纪的齐相管仲及其弟子，已经在书中阐明了比较系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评价)。
7、从宋朝到清朝，假货从来没有绝迹过，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遍及全世界。历代官府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过来。孟德斯鸠以为中国法律不制裁造假，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历代都有制假贩假者被抓被杀，可哪里管得过来。
8、 宗教影响着法律，一个国家宗教约束越少，法律的约束就越多；宗教与法律发生冲突，那就是件危险的事。成吉思汗统治下的鞑靼人，把刀扔进火里、身靠鞭子、用缰绳打马、用骨头打碎骨头，都是罪恶或是大罪；而食言背信、抢劫财物、伤人杀人，却从来不是犯罪。在台湾人那里，该赤身裸体的季节不裸体、该穿丝衣而穿布衣、寻找牡蛎、不先占卜小鸟歌唱而采取行动，应该下地狱；而酗酒和荒淫则不是罪恶。印度人认为死亡是幸福的开始，法律和刑罚没有任何约束的作用。(138)孟德斯鸠说，宗教教义无所谓利与害，真与伪，但是，当它与社会原则合拍并适用得当的时候，会产生美好的结果，否则会导致可怕的结果。孔教否认灵魂不死，孟德斯鸠认为这是恶劣的和不正确的，但它发生了美好的结果；道教和佛教相信灵魂不死，他认为这是神圣的，但它导致对生命的不珍惜。孟德斯鸠引用一位中国哲学家的话说，佛教教义认为身体不过是住宅，我们的灵魂寄住其中。但是，如果我们把父母的身体也当成一所宅子的话，我们岂不把父母视为泥土？岂不剥夺我们爱父母的美德？(139)
9、 第中国的礼仪教育。礼仪如同风俗一样，是人生与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他说，从容自若一旦经过严厉的教师当箴规施教后，就成为固定的东西，像道德原则一样永远不变(122)。中国人的整个青年时代都用于学习礼教，整个一生都在实践礼教。
10、1737年6月2日，孟德斯鸠在巴黎会见了传教士Assémani。此人是法国派往叙利亚的耶稣会士，曾到过中国。在这次谈话中，他向孟德斯鸠介绍了在华传教士们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一些情况。
11、我们知道，《耶稣会士书简集》中有关中国部分，对中国并非一味褒扬。巴多明等人在信中谈到不少在中国所见的不良现象。但是，对于同一事实，由于各人的基本观点歧异，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评价)。
12、首先,中国寻道,西方穷理.中国最终形成了儒家主流政治文化的治国之道和做人之道.而源于希腊的西方文化是追求科学理性.
13、再往前，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也认识到地理环境的重要性，他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
14、孟子的这一重要论断，思想境界高出了儒家鼻祖孔子。为儒家“君臣父子”之说纠偏，将统治者的“国学”还给人民。
15、 首先，他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子罪坐父”制度。他说，“在中国，子女犯罪，父亲是受处罚的”，“这个习惯是从专制思想产生出来的”。(42)大自然在中国确立了父权，父亲没有使用他的父权阻止子女犯罪，他就要受到惩罚。在西方国家，亲属犯罪本身就足以使西方人感到羞辱，而在中国，惟有刑罚才可达到这样的效果。因此，“子罪坐父这一事实说明‘荣誉’在中国是不存在的”。(43)
16、 严复说，意大利人多才，而英吉利人趋利，两个民族的不同在于宗教和风俗，而不必定是地理上的差异；中国北方的燕国与南方的吴国，也没有像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的显著差异。中国与北美地势相似，政治和法律却相异。俄国之形而下的因素，比如“电邮汽车，财政美术”，与英、法、美、德和奥国不相上下，但是，“其民之不自由特甚，官吏之豪贪，刑政之不平，方之亚洲，殆过焉而无不及。由是言之，真无往而不与孟氏之言相反矣”(107)。在严复看来，民族之间的差异，“因于风气，因于宗教，因于种性，因于体力，因于教育，而最重者又莫若其国之治制”(108)
17、 其次，思想犯、不慎言辞犯和讽刺文字犯。孟德斯鸠旗帜鲜明地反对以思想人罪，认为法律只能够惩罚外部的行为，只有在准备犯罪行为、伴随犯罪行为或者追从犯罪行为时，言语才构成犯罪。文字比言语有恒久性，但是不为大逆罪作准备而写的话，不能够构成犯罪。民主国家不禁止讽刺文字，君主制禁止讽刺，贵族制对讽刺文字禁止最严。在此，孟德斯鸠没有提到中国，但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腹诽罪一直存在，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文字狱在中国达到顶峰。不过，他说：“亚洲人把君主的侮辱当做是一种家长式的恩惠的施与。这是亚洲人的成见。”(71)“中国人夸耀他们的一个皇帝，说他像天一样地统治着，也就是说，以天为典范。”(72)
18、 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强调人人平等，君主政治不应有奴隶，而专制政治可以容忍奴隶制。(76)奴役制度的起源，一是基于制度上的原因。专制制度下，人们可以轻易地出卖自己，而宽厚政体下，人民通过自由选择以契约的方式转让自己的自由；二是基于气候的原因。炎热的气候导致疲惫，对疲惫之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惩罚、恐怖和强迫
19、第出于同样的考虑，为了防止民叛，中国统治者确立了土地私有制。这是“中国拥有优良的政府，不象亚洲其它国家那样衰亡的原因。”
20、孟德斯鸠了解中国的另一个途径是与中国人以及到过中国或熟悉中国的法国人交往。
21、 孟德斯鸠(CharlesLouisMontesquieu,1689-1755)既是18世纪理性主义法学的总结者，又是19世纪法律历史学和社会学乃至比较法学的奠基者。从理性主义立场出发，孟德斯鸠评论过古代中国的法律专制主义；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角度，他描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其中包括风俗礼仪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地理环境与法律的关系。本文的主题就是从孟德斯鸠的总体理论中剥离出他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图画，展现出一个西方18世纪的理性主义学者如何评判一个东方帝国的法律制度。与此同时，参照严复在译本《孟德斯鸠法意》中的评论，本文试图发现孟德斯鸠论中国法过程中的真实之处和不实所在，从而判定孟德斯鸠论中国法的理论价值与缺陷。
22、 严复对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有些时候持赞同态度。比如，中国北方人受刑的时候，不畏楚痛，有着惊人的忍耐力，而南方人则少见。他称，英国人戈登辅佐李鸿章平捻军之所以喜用中国士兵，就是因为“扶创虽剧，在欧卒为无望者，吾卒多不死”，并道出了“大抵文明之民，其熬楚痛，常不逮于质野”的看法(105)。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严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提出了异议。在《孟德斯鸠法意》的案语中，他说，按照孟德斯鸠的理论，欧洲自由在于寒带与热带之间有温带作为缓冲，而亚洲则缺乏中间过渡带，强弱对峙，因此没有自由。严复批评道，亚洲的东南群岛和中美洲的诸国都处于温带，理论上应该成为强国，但是事实上，“何四千余年寂寂无颂声作耶”？他说，孟德斯鸠过于看重“天时”，而未周密考虑“天时、地利和人为”，孟德斯鸠的理论“不圆易见”“未见其说已密也”(106)。
23、 自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以《论法的精神》为代表的一批西方经典学术名著陆续传入中国。一百年来，中国学人乃至普通民众，对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可谓耳熟能详。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这样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亦充满了兴趣，在孟氏的著作中，多处可见对于中国的论述。
24、 严复在翻译《论法的精神》的时候，对于中国的政制多有评论。他说，孟德斯鸠所谓“民主制”和“贵族制”，东方早亦有之。中国西周时期就有了类似意义上的“共和”一词，(56)不同的是，“东亚则以宗子而成继天立极之至尊，西欧则于游牧之时已著民族之平等”，(57)“是故中国君主也，而有三纲，美洲民主也，而父子兄弟平等”。(58)
25、上文已经提及，三种政体的理论是孟德斯鸠的主要学说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看作他全部学说的核心部分。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其他制度，诸如教育、司法、税收、贸易等等；政体变则一切皆变。
26、我们邀请的这位主讲人——知名学者、复旦教授葛剑雄老师——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谭其骧先生的门下弟子。
27、在他看来，东方国家大多实行专制政体，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他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他认为，中国的君主集宗教与世俗大权于一身，对臣民实行残暴的独裁统治，人民毫无自由可言。皇帝动辄以大逆罪处置臣僚和百姓，“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他认为，中国的刑罚酷烈，炮烙、凌迟等酷刑令人发指，而且往往株连九族。人民战战兢兢，生活在极度恐怖之中。他认为，中国人口奇多，耕地不足，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每遇饥荒，饿殍遍地。即使在正常年景，也因衣食无着而无力扶养后代，弃婴到处可见。他还认为，中国既无议会，也不实行三权分立，因而具有专制政体的性质：“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
28、 在孟德斯鸠眼里，印度和中国都属于炎热地区。炎热的气候导致了器官组织上的纤弱和精神上的懒惰，因此，心灵一旦接受某种印象，就不再改变，“所以，东方今天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那些看来无关紧要的习惯，如衣服的样式，和一千年前的相同”。(95)中国的“无为”哲学格言是：“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但是完善的境界不在于看也不在于听；我们有嘴、手等等，但是完善的状态要求四肢五官都不动。”(96)炎热的气候导致多妻制。炎热的气候使女子容易容颜变老，男人会遗弃发妻而另觅新欢；(97)炎热的地方，人们需要较少，赡养妻子和子女的费用较少，因此，男子能娶多妻。(98)孟德斯鸠的结论是：中国的气候让人们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幅员辽阔的领土加剧了帝国的专制性恐怖。
29、 在政治制度方面，孟德斯鸠认为，古代中国专制与法律并行，法律试图遏制专制的政治，但是在实践上却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55)
30、法国哲学家构建的不同中国形象体现了18世纪法国新旧社会形态交替，新旧生产方式并存时期思想的驳杂性。出于对中国的无知以及对异质文化的猎奇感，以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哲学家始终沉迷于中国所散发出的异国情调式的他者性。而来华法国人对于中国社会不同的认知视角，无疑极大地强化了法国文人东方主义式的文化想象。伏尔泰倾向于利用法国传教士文献，而传教士记录中国社会时更加注重中西异文化的调适、冲突、与交错共存。伏尔泰大量利用传教士提供的儒家道德资料，对法国君主制的二元对立逻辑进行缓冲，使各个社会等级皆能在新的体系中找到相对温和的定位，推进开明君主理念的改善性政治主张。而孟德斯鸠认识中国的主要依据则来自于民间史料，记载零散的回忆录、旅行札记、商人笔记，与内容广博的官方文献相比，它们更具有样本特征。孟德斯鸠利用文本中农业生产，沿海生活等诸多方面内容，勾勒出他心中的东方社会谱系，以对照英国宪制和商业贸易等自由观念。
31、孟德斯鸠对中国采取了冷峻、严厉的态度，他看到了中国的许多弊病。但由于他带着偏见观察中国，对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材料不能认真辨别真伪，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然而，他的一些看法颇有见地。例如，他曾指出，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引导知识分子重文轻武，致使国力衰弱，自然科学落后。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上他也有不少精辟见解。所以，应该说他的研究同样有助于使当时的欧洲人认识和了解中国。
32、▲ Geoffrin夫人的沙龙读伏尔泰《中国孤儿》，孟德斯鸠、卢梭等均在图中
33、那个四川的假钞团伙，本来应该判处死刑的，结果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因为造假水平太高，被保护起来成为国有职工，继续为当地官府印钞票。
34、地势险峻，物资运输艰难怎么办？他们直接在地表上挖出浩荡的大运河，从此舳舻千里，遮天蔽日，从南到北的运输再也不成问题；
35、孟德斯鸠所研究的共和政体，大多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这种政体虽好，但已是历史陈迹；君主政体是他心目中现实的最佳政体；他不遗余力加以攻击的则是他所深恶痛绝的专制政体。
36、 第孟德斯鸠与中国的连接点，在于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兴起。他的《论法的精神》，连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密尔的《自由论》、斯密的《国富论》、斯宾塞的《社会学》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成为中国近代启蒙学者西学的原典。严复和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学者从他那里获益颇多。西方启蒙学者与中国启蒙学者的结合，开启了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不过，启蒙毕竟是启蒙，启蒙不能够替代科学的研究。以严谨的研究精神来认真对待中国法律传统，还有待于后世的法律社会学家和法律史学家。
37、譬如启蒙运动的时候，孟德斯鸠一开始针对的话题为“是国家制度为道德风气所约束，还是道德风气为国家制度所约束？”而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发现自己怎么也避不开地理环境这一重大要素，于是，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地理环境和人的关系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表述。
38、 其孟德斯鸠对古希腊罗马的文献很是熟悉，而且对东方的文明抱有开放的心态。在《波斯人信札》中，他探讨了东方专制主义下的政治和民俗，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他展现了罗马的历史，在《论法的精神》中，他专题性地研究了“罗马法的继承法”和日耳曼人—法兰克人—法兰西人的“封建法”和“民法”以如此开放的视野研究法律，孟德斯鸠不仅阐释了近代政治法和刑法的公法理论，而且勾勒出了婚姻家庭法、诉讼法、封建法及原始法这些为近代学者所忽略的理论，使得近代法与古代希腊罗马法连接了起来，贯通了西方的法律传统。
39、中国是一个混合政体；它因君主权力极大而具有专制政体的显著特点；……它因拥有固定的法律和正规的法庭而具有君主政体的成分。
40、但是，这种曾经闪现在他的脑海中的想法，并未载入他的已版著作。原因何在呢？他决心捍卫他的政体学说，为此必须坚持中国和其它东方国家一样也是专制国家的论断，否则他的政体学说便会显得不完整、不完美。关于这一点，他自已毫不隐讳地写道：
41、 中国人“把个人自己和人类一般都看得是这样轻微”。他们在人格上尚未长大，精神上还没有成熟。
42、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是逻辑上的，依执政者的人数和政治统治的目的标准，政体区分为君主／僭主、贵族／寡头、共和／民主孟德斯鸠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改变了政体划分的标准和尺度，政体的构成、性质和原则取代了简单的统治者的人数和政治统治的目的，其中，“政体原则”成为了区分不同政体的核心尺度。民主政治以“品德”为原则，俭朴、节约、节制、勤劳、谨慎、安分、程序和纪律存在于民主社会之中，(33)爱共和国和爱平等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贵族政治以“节制”为原则，宽和、节俭和有限的不平等是贵族政治的基本精神。不平等不会导致“怨恨和嫉妒”，“威尼斯的法律强迫贵族过朴素的生活”。(34)君主政治以“荣誉”为原则，在君主国，品德应该高尚些，处世应该坦率些，举止应该礼貌些。(35)对专制政治，孟德斯鸠的用词则没有如此温和与赞美。“路易斯安纳的野蛮人要果子的时候，便把树从根底砍倒，采摘果实。这就是专制政体。”(36)“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但是这种平静不是太平。它只是敌人就要占领城市的缄默而已。”(37)拿严复的话来说，如果用中国人常用的词语解读，那么孟德斯鸠的共和、君主和专制政体，“则必云太上之民主以德，其次有道之君主以礼，其次无道之专制以刑”
43、巴多明神父的书简叙述皇帝惩办了几个亲王，因为他们皈依基督教，惹起皇帝的不快。这些书简使我们看到那里经常施行的暴政，和依据常例——也就是无情地——对人性进行残害的大略情形。
44、 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起点，我们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当然渴望中国成为一个人人皆具美德的美好社会。清代教育家李毓秀的道德说教名篇《弟子规》，以及更早的道德哲学著作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对何为美德做出了精辟的阐述，并充分地表达了中国人对美德和美好社会的向往。如果这些道德典籍中的美德可以成为中国人的内在精神和实际行为，则中国早就成为一个人人具有高尚品德的美好大同世界了。那么，在熟读四书五经的基础上，历朝历代的大量贪官污吏是从何而来的呢？而他们为何又会前赴后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进一步，没有贪官污吏的大明王朝或许不会灭亡，没有贪官污吏的大清朝或许也不会灭亡！但事实正相反，明清两朝都因熟读四书五经的贪官污吏的大肆横行而灭亡了。
45、 他在名著《历史哲学》中称中国人喜欢自称“奴才”，觉得生来是给权势者拉车的，逼他们往水深火热中去也会心甘情愿，并认它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中国人“把个人自己和人类一般都看得是这样轻微”。他们在人格上尚未长大，精神上还没有成熟；又指出中国人没有像样的宗教，从而缺少应有的信仰体验。如果有“宗教”，也是宣传“依赖”的，依赖“天”和各种自然现象。在德国，作为自然主宰的天，可以比做上帝，但这种认识在中国人的思想之外。中国人膜拜的“天”是现世的金钱与权势。
46、孟德斯鸠肯定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但又根据传教士们所提供的材料，把中国与一般的专制国家作了区别。他写道：“如果说帝国幅员之大使它拥有一个专制政府，那么，这是所有专制政府中最好的一个。”这句话写在他不准备出版的笔记中，比较直率。在他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则说得比较委婉：“由于特殊的情况，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中国的政府可能没有达到它应有的腐败程度。”
47、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动乱不已呢？孟德斯鸠考察了其中一个现象或原因，他写道：“中国和所有其他产米的国家一样，常常会发生饥荒。当人民要饿死的时候，他们便逃往四方去谋生；结果各地盗贼便三三五五结伙成群了。多半的贼帮都在初期就被消灭了；其他的增大起来，可是又被消灭了。但在那么多而且又那么遥远的省份里，就可能有一帮恰巧成功了。它便维持下去，壮大起来，把自己组织成为军事团体，直接向首都进军，首领便登上了宝座”。(第128页上册)
48、 然而，内心稍微平静，即由黑格尔的中国批评想到鲁迅的国民性检讨。他写《阿Q正传》，对中国旧文化的针砭力度有过于黑格尔。
49、孟德斯鸠还认为，纵然有了基本法和“中间体”，若无三权分立制以权力约束权力，握有权力的人必然滥用权力，使君主政体蜕变为专制政体。中国的皇帝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绝无三权分立可言。因此，中国只可能是专制国家，此其三。
50、 严复感叹到，其实，中国“三代以降，上之君相，下之师儒，所欲为天地立心，生人立命，且为万世开太平者，亦云众矣”。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子则反过来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些都与孟德斯鸠“君主无德，专制无礼”相悖，只不过，中国社会四千年的历史中都并没有实现天下大治，“半步未进”
51、 寒冷的气候让北方人精力充沛、自信、勇气、优越感、少复仇、有安全感、直爽、少猜忌策略和诡计；炎热的气候让南方人精神懒惰、心神萎靡、感觉敏锐。因此，北方人邪恶少、品德多、诚恳坦白，像青年人一样勇敢；南方人远离道德边缘，易于情欲犯罪，像老头子一样怯弱。
52、中国政治体制设计的导向则适应中国国情采取一元化,中国早期国家如夏商周无一例外都是巫——王合体的一元权力结构.这种君主被奉为神一样的地位并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权力结构形式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形式的基础,并延续到封建社会结束.在这样的社会中皇帝拥有国家的一切权力,立法权制法权司法权都由一个权力中心―――君主所有.
53、据笔者统计，孟德斯鸠在下列著作中都论及了中国：《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思想》《随笔》《地理》和《论一般专制政体》。在这些著作中，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例如《论法的精神》共三十一章，其中提及中国的多达二十一章五十三节。又如孟氏生前未版的《地理》，是一本为写作搜集素材的笔记，其中大部分是他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时所作的摘录的随感，堪为“中国专集”。
54、 “中国人以撒谎著名，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怪，都不觉得可耻。”
55、这部游记对孟德斯鸠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安逊的这部游记初版于1749年，那时，不仅《波斯人信札》已出版二十余载，《论法的精神》也已问世一年。这就是说，孟德斯鸠在写作这两部名著时并未利用安逊提供的材料；换言之，安逊的游记对孟德斯鸠中国观的形成没有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孟德斯鸠对中国的看法，早在安逊的游记出版前就已基本形成。
56、中国由于农业社会和农民是人口主体的制约,是以个体义务为本位,个体对国家具有强烈依附性.西方则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工业化经济进步,是以个体权利为本位,个体对国家具有独立性.因此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于自己在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管理中的角色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别.
57、在一个皇权不下乡、百姓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古代社会，造假者不一定会受到谴责，反而有可能会成为当地的英雄。这种现象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很多古人的法制意识不是淡薄，而是根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