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法律责任规范着法律关系主体行使权利的界限，以否定的法律后果防止权利行使不当或滥用权利；
2、主观证明责任受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支持 我国民事实体法在规定证明责任时，一般都是从主观的视角对证明责任作出规定的，或者从正面规定当事人应当证明什么样的要件或事实，或者从反面规定如果不能证明何种要件或者事实，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法官在判决中需要引用相关的实体法规定，需要用该法条的规定来说明裁判理由，于是就很自然地适用了主观证明责任。另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一规定也经常被法官用来告诉当事人为什么他们的主张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司法解释对证明责任也同样是从主观方面进行规定的。这决定了法官们在判决中只能用主观的证明责任，而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3、责任的意思：一是指分内应做的事，如职责、尽责任、岗位责任等。二是指没有做好自己工作，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
4、 与客观证明责任不同，主观证明责任不一定针对要件事实发生。这意味着，不仅负担客观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需要承担主观的证明责任，而且对要件事实不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也往往需要承担主观的证明责任。不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针对对方已经提出的本证，往往需要提供反证来抵消、削弱本证的证明力，这就决定了主观证明责任在诉讼实务中适用的范围一定宽于客观证明责任。事实上，在民事诉讼实务中，法院在说明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证明责任时，是指该当事人应当承担提供反证的责任，以及由于未能提出反证要承担败诉后果。
5、“真伪不明”这一概念不易解释 客观证明责任的理论是建立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基础之上的，而真伪不明这一概念本身比较晦涩。所谓的真伪不明，是指法官在诉讼中对待证事实的一种认识状态、判断状态、也即心证状态。具体而言，是指法官在作出裁判前既不能肯定该事实是真实的、是确实存在的，同时也不能肯定该事实是不真实的、不存在的。作为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状态，真伪不明并不难理解。诉讼中的事实，是当事人通过诉状、当庭陈述等方式向法官主张的事实，这些事实是发生在诉讼前的事实，是已成为往事的发生在过去的事实，法官并不是事实的亲历者，并未耳闻目睹这样的事实，法官只能事后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据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辩论时的行为举止甚至神态，来认识、判断事实是否真实、是否存在。当支持事实存在的证据不充分、或者对方当事人提供了相反的证据，法官就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心证状态——既不能肯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是真实的，也不能肯定事实是不真实的。虽然作为裁判者的法官会把真伪不明的出现视为理所当然，但要向当事人解释清楚真伪不明的心证状态，以及为什么会出现此心证状态，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时。在一些案件中，如果法官用真伪不明向当事人解释，当事人还会说，我不是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了吗，为什么你还认为真伪不明？
6、 (1)责任的认定、归结与实现都离不开国家司法、执法机关的权力(职权)。
7、在社度会的舞台上，每种角色往往意味着一种责任。当我们在承担一项责任的时候，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也意味着获得回报的权利。
8、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同样也是用主观的证明责任说明裁判理由。例如在第9号指导案例(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志东、王卫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原告诉请被告常州拓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拓恒公司”)支付货款，并要求判决拓恒公司的股东蒋志东、王卫明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拓恒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但股东未履行清算义务。被告蒋志东、王卫明提出的抗辩理由之一是他们曾委托过律师进行清算，但由于公司财产被债权人哄抢导致清算无法进行，并提供了委托律师清算的证据。法院审理后认为：蒋志东、王卫明委托律师进行清算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的证明，仅能证明他们欲对公司进行清算，但事实上对公司的清算并未进行，据此不能认定已履行法定的清算义务，故对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23)再如，在第23号指导性案例(孙银山诉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原告孙银山从被告处购买玉兔牌香肠15包，后发现其中14包已经超过保质期，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起诉索赔，欧尚公司抗辩称孙银山的行为是买假索赔，不是消费者。法院审理后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且原告“并未将所购香肠用于再次经营销售，江宁店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购买商品是为了生产经营。”(24)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案例也是如此。如在“中铁二十二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中铁公司)与安徽瑞讯交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瑞讯公司)、安徽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争点之一是中铁公司要求瑞讯公司支付工程款38168076元及相应的利息的诉请能否成立。最高法院在二审判决书中认为：“从本案事实看，尽管中铁公司认为其对审计结果提出了异议，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审计单位的核减错误，且直到本院审理本案期间，中铁公司仍然未提供证据证明审计单位的审计核减结果错误，故一审法院针对案涉工程中已完成工未计量部分的工程款，按照审计单位的核减结果进行结算，符合瑞讯公司与中铁公司的约定，理据充分。”本案另一个争点是瑞讯公司是否应当赔偿中铁公司管理费4078795元。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中铁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在合同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实际增加了管理费用，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5)又如在陈明、徐炎芳、陈洁诉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中，原告陈明等与被告签订了前往欧洲的旅游合同，向被告支付旅游费共计55326元，后陈明因工作原因无法去欧洲，三人只好退团。为追讨被多扣除的费用，陈明等向上海长宁区法院提起诉讼。长宁区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退还10862元。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要求改判被告退还鉴证费3018欧元，理由是被告提供的证据并未能证明该笔签证费已实际发生。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支持了上诉人的请求。二审法院的判决理由是：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主张损失存在是合理的和损失已实际发生，对此应负举证责任，如果举证不力，应当由被告承担不利后果。综观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法形成令人信服的证据优势。二审期间法院给被上诉人补强证据的机会后，仍未能有效举证。该案件后来被选为公报案例，裁判摘要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旅游经营者主张旅游者的单方解约系违约行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实际损失的，则旅游经营者应当举证证明损失已实际产生和损失的合理性。如果举证不力，则旅游经营者承担不利后果。(26)不难看出，以上案例法院均是用主观的证明责任来说明裁判中事实认定的理由。
9、(1)又称“社会责任”、“直接社会义务”。
10、人在社会做事，在职场当中工作，要有一定的工作目标和自律性，工作就意味责任，干工作不要过分计较多得与失，多干点活是偏得，多干工作吃亏是福。
11、太阳能电站总承包：作为电站总承包商，负责安装系统的设计和施工，最终交付电站开发及运营商。
12、责任是一种职责或任务。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有社会就有责任，身处社会的个体成员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条文，带有强制性。责任有个人的责任和集体的责任。
13、张守文:《经济法责任理论之拓补》(2003年第4期);
14、为项目(电站)发起者和投资者所提供的服务：
15、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和意大利的民法典规定了分配证明责任或者说确定证明责任承担的一般性条款。《法国民法典》1315条规定：“请求履行债务的人应当证明债的存在。与此相对应，主张自己已经清偿了债务的人，应当证明其已经进行清偿或者证明有引起债务消灭之事实”。这一规定尽管是针对债务关系作出的，但被认为实际上是分配证明责任的一般性原则。(10)《意大利民法典》2697条规定了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即“在诉讼中主张权利的人，应当对权利依据的事实进行举证。就上述事实的无效提出抗辩的人或者提出主张的权利已经变更或撤销抗辩的人，应当就其抗辩依据的事实进行举证。”《德国民法典》虽然没有规定分配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但针对一些特定事项的证明责任分配作出了规定，如第345条规定：“债务人因其已履行债务而对处罚违约金有争议时，除以不作为为给付的标的之外，债务人应当证明其已履行。”专门规定证明责任的条款还有第358条、363条等。不难看出，这三个国家民法典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采用的都是主观证明责任的概念。
16、◦(回顾)“新时代天马论坛”继续开讲 2013
17、环境破坏力测试：热辐射评估及electronacnetic兼容性测试。
18、摘要：对证明责任的解释有主观的证明责任与客观的证明责任之分。尽管客观证明责任在我国理论界已经一统天下，但实务界在使用证明责任这一概念时，几乎都是从主观证明责任的含义上使用。主观证明责任从当事人的角度说明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从法院裁判的视角解析证明责任，将证明责任定性为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的裁判规则。客观证明责任揭示了该制度的本质，但主观证明责任对该制度的说明简单明了，客观证明责任则复杂、曲折，这是立法、司法解释、裁判文书无法使用客观证明责任概念的原因。主观证明责任在诉讼实务中的适用率远远超过客观证明责任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19、问题的提出 无论是在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还是在民事诉讼实务中，证明责任绝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德国、日本的一些学者为了强调证明责任对于民事诉讼的重要性，将其称为“民事诉讼的脊梁”。(1)这一比喻也越来越为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认同。 证明责任理论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证明责任的含义，也就是要回答、解释、说明究竟什么是证明责任，对证明责任的本质进行界定。考虑到存在于证明责任问题上的诸多争议，确定证明责任的含义尤其必要。其次是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包括由谁来分配证明责任，依据什么原则来分配证明责任等。本文讨论的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关于证明责任制度，尽管概念使用上呈现出多样化，有将其称为举证责任的，(2)也有将其称为证明责任的，(3)也有将其称为举证证明责任的，(4)还有认为该项制度包括两层含义——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或者主观的证明责任与客观的证明责任。(5) 主观的证明责任与客观的证明责任是奥地利诉讼法学者率先使用的概念，后来经德国学者罗森贝克、普维庭等人使用后，成为在德国学术界经常使用的一组概念。由于德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巨大的学术影响力，日本、中国的学术界也逐渐用这组概念来说明、解释这项制度。 主观的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就提出的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负有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这一概念的特点在于从当事人举证证明的视角来说明证明责任，它所“要回答的是历史上罗马法及古代德国法很有名的一个问题，即哪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具体的要件事实举证。”(6) 客观的证明责任，是指对于作为裁判基础的重要事实经过法庭审理后依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院不能因此而拒绝裁判，法官在此种情况下需要依据证明责任的规则作出裁判，即“证明责任的本质和价值就在于，在重要的事实主张的真实性不能被认定的情况下，它告诉法官应当作出判决的内容。……如果在诉案中有疑问的事实情况不能得到确认，法官会做出不利于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判决。”(7)可见，客观证明责任的着眼点与主观证明责任完全不同，主观证明责任是着眼于当事人、是从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视角看待和解释证明责任的，而客观证明责任是立足于裁判者，是从法院的角度看待和说明证明责任。也即“客观证明责任解决的是证据调查失败的后果应当有利于谁或者不利于谁的问题。……证明责任规则主要不是对不充分诉讼活动的制裁，而是用于克服最终存在的客观上真伪不明状态。”(8) 我国自引入证明责任这一概念和制度以来，长期以来把该项制度界定为主观的证明责任，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也都一直是把证明责任理解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真伪不明以及证明责任是用来解决此种困难情形下法院如何裁判这一客观证明责任概念并不认同。后来，随着社会生活、经济体制、诉讼模式的变化，客观证明责任这一概念才逐步得到理论界承认和采用。 如今在理论界客观证明责任已成为绝对主流的观点。任何一本有影响力的民事诉讼法教科书，在阐述证明责任时，都会把证明责任与事实真伪不明联系在一起，都会说明证明责任是指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作出裁判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裁判上的不利后果。在学术专著和论文中，客观证明责任也基本上一统天下。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向实务界，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客观证明责任似乎并不受待见，而主观证明责任却备受青睐。 为什么在证明责任概念的使用上会出现实务与理论相互背离？为什么实务界与理论界竟如同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这便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20、有幸学习并倾听张教授对于“汉斯·约纳斯责任概念辨析”的学术分享，受益良多。张教授从约纳斯关于责任的神学根基入手，徐徐展开论述，不仅详细介绍了自然责任的现实基础、责任的本质、责任的主体和承担等重要议题，更是对约纳斯的责任思想做了拓展延伸解读。从张教授的讲座中，我深刻感受到作为一名学者所应具备的学术精神与学术能力，对于责任这样一个宏大且重要的课题，能够对国外名家的责任思想展开深入持久的研究是极为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张教授的分享为我提供了优秀的学习参考资料，让我更加充满动力去继续挖掘与丰富责任研究，做一名有责任更懂责任的研究生。
21、 关于证明责任制度，尽管概念使用上呈现出多样化，有将其称为举证责任的，(2)也有将其称为证明责任的，(3)也有将其称为举证证明责任的，(4)还有认为该项制度包括两层含义——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或者主观的证明责任与客观的证明责任。(5)
22、 证明责任理论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证明责任的含义，也就是要回答、解释、说明究竟什么是证明责任，对证明责任的本质进行界定。考虑到存在于证明责任问题上的诸多争议，确定证明责任的含义尤其必要。其次是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包括由谁来分配证明责任，依据什么原则来分配证明责任等。本文讨论的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23、客观证明责任适用概率低，主观的证明责任适用的概率高
24、责任心就是关心别人，关心整个社会。有了责任心，生活就有了真正的含义和灵魂。这就是考验，是对文明的至诚。它表现在对整体，对个人的关怀。这就是爱，就是主动。
25、----《d委(d组)落实全面从严治d主体责任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2020年3月9日发布)。
26、汉斯·约纳斯(ＨａｎｓＪｏｎａｓ)是20世纪后半叶德国最深刻、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张荣教授对其“责任伦理”的概念辨析，充满问题导向和辩证思维，为青年学者们研究责任伦理提供了新思路。再次感谢张教授的精彩讲和大家对“新时代天马论坛”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27、 法院在裁判中运用主观证明责任的逻辑是，当事人要求法院适用对自己有利的实体法法律规范作出判决，并为此向法院主张对自己有利的案件事实，在对方当事人对这一事实提出争议时，就应当提出证据来证明这一事实的真实性，如果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虽然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但举证不充分，法官便无法相信该事实是真实的，所以法官便无法支持当事人的诉请。在这样的裁判理由中，法院的裁判结果与当事人提供证据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既直截了当，又简单明了，不仅诉讼当事人容易理解，社会上一般的民众也容易接受。更何况，法院运用主观的证明责任也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不仅民事实体法中关于证明责任的规范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进行证明、如果不能证明就要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而且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28、张教授学贯中西，本次讲座使我受益良多。其中，我对约纳斯所提出的：“人是惟一为我们所知的、能够有责任的存在者。人有责任，是由于他可以有责任。”以及“责任是对自由的补充”的内容印象深刻。前者启发我进一步对责任产生的内在因素展开思考，后者增加了我对责任教育实践意义的研究兴趣。作为一名研究生，如何成为一名能够担当名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必须思考和努力践行的命题和方向，而通过对责任以及责任教育的研究来为社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思想和理论，正是作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的应有之义和重要职责。再次感谢张教授今晚的讲座，使我对责任研究有了更多认识和思考。
29、◦(回顾)都在这啦！“名刊·名师·名家与一线教师面对面”期末交卷 20005
30、(3)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宪法第54条)
31、 无论是在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还是在民事诉讼实务中，证明责任绝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德国、日本的一些学者为了强调证明责任对于民事诉讼的重要性，将其称为“民事诉讼的脊梁”。(1)这一比喻也越来越为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认同。
32、分为法律责任、道义责任、虚拟责任、家庭责任、理性责任、社会责任
33、(4)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宪法第55条)
34、(1)参见(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858页；(日)三ケ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40-441页。(2)在我国的法律中(如《侵权责任法》)用的是举证责任，司法解释原来也用举证责任这一概念，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和学术论著、论文中至今仍然用举证责任这一概念。(3)我国大陆学界现在一般用“证明责任”来指称这项制度，而把当事人承担的提供证据的责任称为“举证责任”。(4)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2月4日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使用了“举证证明责任”这一新概念。(5)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指的是主观的证明责任，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指的则是客观的证明责任。(6)(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7)参见(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第四版)，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8)前引(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书，第848页。(9)这是罗森贝克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立场，他强烈反对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通过裁量分配证明责任。(10)参见(法)雅克·盖斯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84-585页。(11)《侵权责任法》中类似的规定还有第70条、71条、第72条、第73条、第78条、第81条、第87条。(12)《侵权责任法》中类似的规定还有第75条、第85条、第88条、第90条、第91条、(13)法律中有大量隐性规定证明责任的条文，如《侵权责任法》第26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等。(14)前引(德)罗森贝克书，第21页。(15)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使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12页。(1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著：《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0页；前引沈德咏主编书，第310-311页。(17)证明责任规范并非仅在诉讼中发挥作用，在诉讼发生前，它们对民事活动的当事人也具有引导作用。它可以提醒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制作、保存证据，也可以防止人们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盲目进行诉讼。(18)一般认为，辩论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法院不得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其二是法院应以当事人在诉讼中作出承认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其三是法院调查的证据原则上应当是当事人提交的、请求调查的证据。德国民事诉讼法未直接规定民事诉讼要实行辩论主义，但从法律对家事案件审理中关于上述三方面内容的否定性规定，可以反推普通民事案件实行辩论主义。日本的情况也基本相同。(19)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已由原先的“超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原来被学者诟病为空洞化的辩论原则有了实质性内容，逐步向大陆法系国家的辩论主义靠拢。参见张卫平：《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重述》，《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46页-56页。(2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978号民事裁定书。(2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抗字第19号民事裁定书。(2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794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监字第189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024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632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95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民申字666号民事裁定书。(2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办公室编著：《中国案例指导》(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145页。(24)参见孙银山诉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8期，第16-17页。(25)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4期，第30页、第33页。(2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4期，第43-48页。(27)这一解释过程实际上是要说明主观证明责任是客观证明责任通过辩论主义在诉讼中的投影，即客观证明责任通过辩论主义以主观形式表现出来。参见骆永家：《民事举证责任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53页。(28)(法)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曹冬雪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29)前引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书，第19-20页。(30)王亚新等：《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04页。(31)(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93页。(32)当然，我国学术界也有通过质疑客观证明责任的理论前提——事实真伪不明——对该学说提出批判的。参见曹志勋：《“真伪不明”在我国民事证明制度中确实存在么？》，《法学家》2013年第2期，第101-105页。
35、责任感是一种自觉主动地做好分内分外一切有益事情的精神状态。责任感与一般的心理情感所不同的是，它属于社会道德心理的范畴，是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
36、◦(汇报)我国大学生网络责任感调查的设计与实施 20022
37、结语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理论界几乎步调一致地转向了客观证明责任，(32)但实务界不为所动，依然坚持用主观的证明责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客观的证明责任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更不表明证明责任的理论需要改弦易辙。应当看到，就对证明责任本质的认知和解释而言，客观证明责任是具有明显优势的。 可以预料的是，理论界还会继续坚持用客观的证明责任来阐释证明责任制度的本质，而实务界则一如既往地从主观意义上运用证明责任。幸运的是，这种实践与理论背离现象，并未对该项制度的适用造成真正的问题和困难。
38、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客观证明责任未能反映、揭示证明责任制度的本质，这只是表明证明责任的本质很难通过法律条文进行规定。这也不奇怪，因为本质与现象或表象相比，原本就更抽象、更深奥，也更难用文字表达。但法律未作直接规定并不等于客观证明责任就不存在，我们大可不必为此纠结，只要想一想民事诉讼中的辩论主义，我们就可以安心了。辩论主义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公认的原则，但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均未直接在法律中规定这一原则，然而这丝毫也未妨碍法院按照辩论主义的要求处理诉讼案件。(18)我国自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辩论原则以来，虽然法律几经修改，这一原则至今未作任何修订，依然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但司法实务对该原则的理解与适用，已有了脱胎换骨般的改变，受到学者严厉批评的空洞化问题早已不复存在。(19)
39、在精神上努力让父母愉悦，在物质上尽自己能力帮助，在生活上努力帮父母分担，要在学习上少让父母操心，在工作上少让父母牵挂，要努力让父母感到心情快乐、精神愉悦。
40、 民事实体法之所以在规定证明责任时从当事人而不是从法官的角度对证明责任进行规定，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尽管大多数民商事法律具有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双重属性，但立法者在制定民商事法律规范时，主要考虑的是它们作为行为规范的作用，而作为行为规范，立足于当事人来规定证明责任是很自然的。(17)其次，立法者在规定证明责任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某个特定的要件事实，将来发生纠纷时由哪一方当事人进行证明以及证明失败时法律后果由谁承担。就此而言，立法者也只能用主观证明责任进行规定。最后，立法者从当事人的角度规定证明责任也有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为当事人规定证明责任几乎不存在困难，无论是规定当事人须对某一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还是规定当事人应当对该要件事实进行证明，在文字表述上都很简便易行。但是，假如要从法院的角度来规定证明责任，立法者就会面临重重困难。立法者首先要对要件事实的真伪不明作出规定，然后再规定即使出现真伪不明，法官也必须进行裁判，接下来还要规定法官应当把真伪不明这一状态视为(拟制为)伪或不存在来适用法律，作出对该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不利裁判。且不说“真伪不明”、“拟制”这些专业术语普通民众根本无法理解，立法者也很难在法律规范中对上述内容作出规定。
41、光伏产品的选用：优化组件与逆变器的连接，计算所需电缆，提供多项安装方案供选择。
42、 按照客观证明责任的学说，证明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不能由法官裁量决定，而是要由立法者在法律中作出规定，法官只能从法律的规定中辨识证明责任的承担。(9)现在我们来看看立法者是如何来规定证明责任问题的。
43、以全方位的光伏产品供应为核心的通过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设计)，与投资商及项目开发商合作完成系统安装。
44、 (2)责任规定了行使权力的界限以及越权的后果。
45、主观证明责任明白易懂，客观证明责任晦涩难解 为什么在理论界已经对证明责任的本质是客观的证明责任已达成高度共识的情况下，而实务界却坚持采用主观的证明责任呢？在笔者看来，其原因在于，主观的证明责任能够为法院裁判提供清晰的、简单明了的理由，而这一点，正是客观的证明责任无法比拟的。 法院在裁判中运用主观证明责任的逻辑是，当事人要求法院适用对自己有利的实体法法律规范作出判决，并为此向法院主张对自己有利的案件事实，在对方当事人对这一事实提出争议时，就应当提出证据来证明这一事实的真实性，如果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虽然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但举证不充分，法官便无法相信该事实是真实的，所以法官便无法支持当事人的诉请。在这样的裁判理由中，法院的裁判结果与当事人提供证据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既直截了当，又简单明了，不仅诉讼当事人容易理解，社会上一般的民众也容易接受。更何况，法院运用主观的证明责任也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不仅民事实体法中关于证明责任的规范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进行证明、如果不能证明就要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而且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反观客观的证明责任，要想用这一理论向当事人解释，就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法官首先要说明证明责任是法官适用法律所引发的问题，证明责任不是用来规制诉讼中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行为的，而是用来告诉法官在遇到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如何裁判的；其次要解释什么是法律要件和要件事实，以及法官如何依据法律的规定从要件事实引出法律后果；再次要解释什么叫真伪不明，何种情形属于真伪不明，以及为什么诉讼中会出现真伪不明；复次还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在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仍然需要作出裁判；接下来还要告诉当事人在真伪不明时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法官要把真伪不明拟制为“伪”作出裁判；最后才告诉当事人该真伪不明的事实是你用来支持诉讼请求或者抗辩的法律规范的要件事实，现在法院无法适用你要求适用的对你有利的规范，所以要判你败诉。总之，法院之所以要判你败诉，是法官在事实真伪不明时按照证明责任承担作出裁判的结果，而你承担的这种不利裁判结果，就叫做证明责任。(27)法官需要转弯抹角来向当事人说明，且需要绕那么多的弯，裁判理由如此复杂、曲折，当事人听了一定是一头雾水，根本无法理解。败诉一方当事人甚至还会提出质疑：民事诉讼法不是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吗？既然事实未能查清，法院为什么一定要作出判决呢？事实真伪不明，法院为什么不进一步调查收集证据以查明事实呢？ 理论越简单明了，就越能够打动人、说服人，而越是复杂、曲折，就越不容易让他人明白，即使这一复杂的理论在科学性、正确性上远胜于简单的理论。托克维尔认为：“一般而言，征服人心的都是些简单的观念。一个阐述清晰而精确的观念，尽管是错误的，却总比一个正确但复杂的观念更具有力量。”(28)司法实务中普遍运用主观证明责任概念，恰好印证了这论断。
46、无论是德文Verantwortung还是英文responsibility，其词根都是“回答”。冯老师引用哈特的观点正确地指出，这里的回答是对指控或控告予以答辩或反驳。(3)然而，在后述说明中，冯老师认为这里的“回答”直接具有了处罚之意，这一结论恐怕值得商榷。在杜登中Verwortung一词有三个义项，在现代法学的语用中使用的是第一个义项，其中包含两个分项：“［与某一特定任务、地位相联系的］为(在一定范围内)一切尽可能好地运转，各项必要的和正确的事情被做出，且尽可能不发生损害而操心的负担；＜无复数＞对所发生的事担责［并为之辩护］的负担。”二者的区别是，前者是事前划定的职责范围，在规范论者口中逐渐为后述管辖概念替代，而后者是事后确定的责任负担。在刑法理论中，事后的负责可能与不法相关，也可能与广义的罪责相关。在前者的意义上，奥托(HarroOtto)将负责原则运用到客观归责学说中，他指出：“将某一特定结果作为某人的作品归责于他的可能性，以负责原则的效力为前提。因为该原则断言，任何人仅为自己的举止负责，而不为自由而负责的其他行为者的举止负责。”(4)在后者的意义上，罗克辛(ClausRoxin)提出了包含传统罪责和预防必要性的负责性(Verantwortlichkeit)概念，详言之，“在罪责这一每个刑罚必不可少的条件外，总还增添刑事制裁的(特殊或一般的)预防必要性，以至于罪责和预防需求相互限制，且两者在一起才产生触发刑罚的行为人个人负责性”。(5)因此，负责具有不同层面的意义：结果是行为人的作品意义上的负责，使其行为必须在正当化层面接受审查；造成不法意义上的负责，使其必须接受罪责审查；完整的负责性触发后述课责进而发动刑罚。
47、项目的施工及验收：对施工的每项环节进行质量管控，负责施工及最终的验收。
48、 我国民事实体法在规定证明责任时，一般都是从主观的视角对证明责任作出规定的，或者从正面规定当事人应当证明什么样的要件或事实，或者从反面规定如果不能证明何种要件或者事实，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法官在判决中需要引用相关的实体法规定，需要用该法条的规定来说明裁判理由，于是就很自然地适用了主观证明责任。另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一规定也经常被法官用来告诉当事人为什么他们的主张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司法解释对证明责任也同样是从主观方面进行规定的。这决定了法官们在判决中只能用主观的证明责任，而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49、◦(征文)“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论坛”征文启事 20018
50、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同样也是用主观的证明责任说明裁判理由。例如在第9号指导案例(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志东、王卫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原告诉请被告常州拓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拓恒公司”)支付货款，并要求判决拓恒公司的股东蒋志东、王卫明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拓恒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但股东未履行清算义务。被告蒋志东、王卫明提出的抗辩理由之一是他们曾委托过律师进行清算，但由于公司财产被债权人哄抢导致清算无法进行，并提供了委托律师清算的证据。法院审理后认为：蒋志东、王卫明委托律师进行清算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的证明，仅能证明他们欲对公司进行清算，但事实上对公司的清算并未进行，据此不能认定已履行法定的清算义务，故对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23)再如，在第23号指导性案例(孙银山诉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原告孙银山从被告处购买玉兔牌香肠15包，后发现其中14包已经超过保质期，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起诉索赔，欧尚公司抗辩称孙银山的行为是买假索赔，不是消费者。法院审理后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且原告“并未将所购香肠用于再次经营销售，江宁店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购买商品是为了生产经营。”(24)
51、乙方主体必须按照甲方主体的价值观来处理有关价值事物，而不能按照乙方主体自己的价值观要求来处理有关价值事物，即乙方主体必须代表甲方主体的利益要求来进行决策和行为，而不能代表乙方主体自身的利益要求进行决策和行为。否则，将受到相应原价值处罚。
52、(2)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宪法第53条)
53、12月2日晚有幸聆听了张荣教授所做的“约纳斯的责任概念辨析”的讲座，张教授从不再全能的上帝—责任的神学基础、自然—责任的现实基础、担忧—责任的本质、人—责任的主体、非交互性—责任的特征这五个方面非常专业的角度探讨了“责任”概念的起源、基础、本质、主体和特征，解读了约纳斯的责任伦理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在讲座中张教授提到约纳斯的责任本质是担忧，约纳斯把担忧的对象从人扩展到整个世界，尤其是自然(人的自然和非人的自然)的整体世界，担忧不再局限于对人的担忧，而是对整个世界的担忧。由此我联想到我们二十大报告中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均与约纳斯的责任理念相契合。张教授的讲座打开了责任概念的原始大门，对今后我们研究责任奠定了基础。此次讲座使我受益匪浅，希望天马论坛越办越好。
54、责任的来源：责任产生于社会关系之中的相互承诺，这种承诺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现有的学习和经历，我们发现责任可以来自对他人的承诺、分配的任务、上级的任命、职业的要求、法律的规定、传统习俗、公民身份和道德义务。
55、2022年12月2日晚七点，天津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验室(天津师范大学)与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责任教育与社会思想动态调查研究团队”共同举办的“新时代天马论坛”于线上成功举办。南京大学哲学系张荣教授应邀出席，并作题为“论约纳斯的责任概念——新著《生命、敬畏与责任》的一个简介”的交流探讨。参与讲座的有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同学，以及魏进平研究员服务的社会责任教育与社会思想动态调查研究团队的校外成员等。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魏进平研究员主持会议并作会议总结。
56、(2)“法律权利”的对称。又称“法律义务”。
57、 这两种责任使用概率上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在于：首先，主观的证明责任发生在争议事实需要证明的场合，这几乎发生在每一个诉讼案件中，而客观的证明责任只有在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需要适用。诉讼实务中真正需要适用客观证明责任进行裁判的案件是相当有限的。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证据规定》时，虽然第2条一方面规定了主观的证明责任，另一方面规定了客观的证明责任，但在解释这一规定时也指出，大多数案件不需要用客观的证明责任处理，因为“在大量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通过积极履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已经使案件事实得以证明，法官完全能够从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中获取内心确信的全部信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便完全无用武之地。”(29)王亚新教授也认为：关于“客观”与“主观”两种举证责任的关系及其功能作用，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现实的诉讼中最终无法查明案件真相，即出现真伪不明的状态，只能根据客观举证责任所在来决定胜负的案件数量非常有限，真正需要这个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发挥此种重大作用的场合其实很罕见，诉讼中实际运用更多的是主观举证责任。(30)
58、法律规定权利主体应作出一定行为或不作一定行为的责任，是保证法律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是国家对一定的直接社会责任的确认，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根据宪法和各部门法以及其他标准，可以对法律义务作出不同种类的划分。
59、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在评论区积极互动，提出问题，张荣教授耐心细致地为大家答疑解惑。
60、责任就是担当，就是付出.责任是分内应做的事情。也就是承担应当承担的任务，完成应当完成的使命，做好应当做好的工作。责任感是衡量一个人精神素质的重要指标。责任和自由是对应的概念，责任事实上，虽然不是时间上以自由为前提，而自由只能存在于责任之中。
61、中国营销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营销研究院研究员、南方中小企业论坛组委会主席、中国经济类十大畅销书《中国经济大裂变》《新头脑风暴》主编、新思维创始人。
62、管辖是由雅各布斯(GüntherJakobs)所提出的概念，其中包含组织关系和制度性管辖这一对范畴。雅各布斯称，“命令与禁止一样，通过如下要求证立责任：一是在对自己组织领域的塑造中考虑他人的要求(基于组织管辖的责任)；二是制度上被确保的团结的要求(基于制度性管辖的责任)。”(13)虽然这种方案脱胎于参加学说中的支配犯与义务犯之区分，(14)却早已远远超出参加学说的范围，广泛地辐射于结果归责、正当化、不作为等领域。从语义上看，将Zuständigkeit译作管辖是对诉讼法概念的直接转用，但含义还是十分精确的，如前所述，这一术语取代的是Verantwortung的第一个分义项。冯老师所谓的刑事义务也可以与管辖概念很好地关联起来，因为不同的管辖类型恰恰是产生不同的义务类型，组织管辖产生消极义务，制度性管辖产生积极义务。(15)
63、责任的意思：一是指分内应做的事，如职责、尽责任、岗位责任等。二是指没有做好自己工作，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
64、光伏系统产量预测评估及优化，准确的产量预测保障投资项目在稳固的投资收益内。
65、法律责任指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的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
66、阿里巴巴ceo张勇：好的企业文化，要视人为人
67、身处社会的个体成员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条文，带有强制性。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有社会就有责任。责任感是衡量一个人精神素百质的重要指标。责任产生于社会关系中的相互承诺。
68、 古 力、余 军: 《行政法律责任的规范分析——兼论行政法学研究方法》(2004年第5期);
69、在我国，有关责任概念群的讨论最早是以“刑事责任的概念之争”这一形式出现的。在传统理论中，出现了多种刑事责任定义，被学者归纳为以下六项：(1)法律责任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是犯罪人因犯罪行为而在法律上应负的责任；法律后果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是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行为而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否定评价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是国家根据刑事法律对犯罪人及其犯罪行为所作的否定性评价、责难或谴责；刑罚处罚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是国家对犯罪人的刑罚处罚或制裁；刑事义务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是犯罪人因犯罪行为而必须承担的刑事法律义务；刑事负担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是由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并且必须由犯罪人来承受的刑事上的负担。基于上述概念之争，冯军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次尝试将刑事责任建构为一个多层次概念，并将各个层次分别对应于不同的德文和英文概念。他认为，“刑事责任在内容上是由刑事义务、刑事归责和刑事负担三部分组成的，在结构上是顺次构成的立体关系。”(2)这里的刑事义务，对应的是德文Haftung和英文liability；这里的刑事归责，对应的是德文Schuld和英文culpability；这里的刑事负担，对应的是德文Verantwortung和英文responsibility。无论中文称谓和释义是否恰当，这三组概念确乎构成了责任概念群的核心范畴。
70、接着他说了一段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我想在这里和你们分享。
71、本文发表于《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因篇幅限制，注释省略。作者身份信息为发文时信息。
72、关键词：主观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实务与理论；背离现象
73、虽然中国学界既有的法律责任概念存在不足，但“违法者在法律上必须受到惩罚或者必须作出赔偿”的表述依然在经验事实层面和规范分析层面是不周延的。难以涵盖部门法领域中复杂多样的责任形态是当下法律责任概念的主要缺陷。既有的法律责任概念对民事责任领域的特殊情形关注不够；不注意区分刑事和民事两个领域中责任形态的差异，由此导致概念的归纳和构成要件的提炼不准确、不周延；对刑法及行政法中责任理论的新发展关注不够。新的概念不是将法律责任定义为某主体应该承担的不利后果，而是将之定义为让某主体承担不利后果的依据。新概念对部门法中复杂的责任理论和形态具有更为全面的解释力，也更符合现代社会保护公民权益的基本价值取向。
74、要学会生活的本领，能自食其力，要有能赖以生存的经济收入，要让自己的生活有点色彩，从小到大都不虚度年华，到老了有点回忆的内容。
75、责任，主要是指一人做事情之前，常常会考虑后果，觉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个又常常被称为有责任心~~~担当，意思就是说敢做敢当的方面，做了错了事，就勇于承认。
76、作者：李浩，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77、除了上述三项核心范畴和两项外延扩展外，一些学者还在犯罪构造中使用了诸如应罚性(Strafwürdigkeit，即刑罚应得性)、犯行负责(Tatverantwortung)和责难(Tadel)等语词，是否同样具有扩展责任概念群外延的意义，则尚待研究。关于应罚性。作者的理解是，应罚性是由有罪责的不法整体决定的，具有应罚性即具有整体的负责性。罗克辛将需罚性(Strafbedürftigkeit，即刑罚需要性)也纳入了负责性概念中，解决的也不过是诸如紧急防卫过当、免责的紧急状态等问题，反而造成了混淆，真正的需罚性问题应交由诉讼程序来解决，诸如通过不起诉制度避免定罪。关于犯行负责。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毛拉赫(ReinhartMaurach)有着与罗克辛一样的问题意识，即传统上称作罪责免除事由的情况与罪责排除事由具有差异。他认为在紧急防卫过当、免责的紧急状态等情况下，“因为行为人在合法行为对任何人及他本人而言都显得不可苛求的条件下实施了行为，所以他的作为的不法不能归责于他。”(21)实际上这种“体系性创新”的生产性十分有限。关于责难。责难和谴责具有完全相同的语义，无论认为罪责等于可谴责性，还是认为可谴责性论断了罪责的存在，与谴责含义相同的责难都无论如何不会超出罪责的界域成为一个新的犯罪阶层。总体而言，在前述五项概念外，暂时难以承认其他概念扩展了责任概念群。
78、摘要：对证明责任的解释有主观的证明责任与客观的证明责任之分。尽管客观证明责任在我国理论界已经一统天下，但实务界在使用证明责任这一概念时，几乎都是从主观证明责任的含义上使用。主观证明责任从当事人的角度说明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从法院裁判的视角解析证明责任，将证明责任定性为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的裁判规则。客观证明责任揭示了该制度的本质，但主观证明责任对该制度的说明简单明了，客观证明责任则复杂、曲折，这是立法、司法解释、裁判文书无法使用客观证明责任概念的原因。主观证明责任在诉讼实务中的适用率远远超过客观证明责任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79、张荣，甘肃天水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飞天学者讲座教授。主要从事中世纪哲学和德国哲学研究。兼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轮值理事长等。在《哲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10部。入选《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一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四项。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一次，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多次。获南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贡献奖。
80、 我国自引入证明责任这一概念和制度以来，长期以来把该项制度界定为主观的证明责任，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也都一直是把证明责任理解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真伪不明以及证明责任是用来解决此种困难情形下法院如何裁判这一客观证明责任概念并不认同。后来，随着社会生活、经济体制、诉讼模式的变化，客观证明责任这一概念才逐步得到理论界承认和采用。
81、责任意识，是想干事；责任能力，是能干事；责任行为，是真干事；责任制度，是可干事；责任成果，是干成事。
82、从我国民事诉讼的实务看，法院在裁判中运用主观的证明责任作为裁判理由比比皆是，相反用客观证明责任作为裁判理由却极为罕见。只要上“中国裁判文书网”查阅一下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就可以发现上述论断绝非虚言。例如，在一起借贷纠纷案件中，黄某不服广西高院的终审判决，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称：其实际并未向梁某借款213万元，借条内容不真实。最高法院对再审申请审查后认为：本案所涉借条上明确记载借款人为黄某，借条末端亦有其本人签名，该证据二审经质证黄某对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学校老师，黄某应该知道自己出具借条给他人的法律后果，且借条明确写明“今借到梁某人民币213万元”。因此，本案中对于出借人是否已履行交付借款义务这一事实，梁某提供的借条即是对借款事实已发生的最直接证据。黄某否认以上被借条证明的事实，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但黄某一审抗辩、二审上诉时虽称其实际并未收到借条载明的213万元借款，再审申请又提出213万债权实际上仍归刘某及复盛公司原三位股东，其并没有向梁某借款，但黄某始终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借条记载的内容。据此，最高法院以裁定驳回了再审申请。(20)在仪征淮宾船舶修造厂(以下称淮宾船厂)因与福州宏洋达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称宏洋达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一案中，最高法院在裁判理由中也运用了主观证明责任。该案件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而进入再审审理程序。最高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之一是二审判决认定宏洋达公司于2007年5月17日交付了双方合同约定的符合开工条件的首批设计图，证据不足。最高法院再审后认为：本院审理期间，淮宾船厂主张其收到的不是生产设计图而是分段划分图，无法用于开工，淮宾船厂对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淮宾船厂并未向法庭提交其所收到的全部图纸，仅仅提交了两份分段划分图，其不能证明其他图纸亦不能用于船舶的生产，因此不能推翻收条的证明效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1)类似的裁判文书还有很多。(22)大量的裁判文书表明，在司法实务中，法院在不予认定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时，通常会用主观的证明责任作为说理的方法，也就是告诉当事人这一事实你负有证明责任，但由于你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虽然提供了证据，但不足以证明该事实，所以法庭不能支持你的诉讼请求或者主张。
83、(1)一是指分内应该做好的事，如履行职责、尽到责任、完成任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