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现已失传。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
2、而为了彻底贯彻“民愚则易治”的理念，商鞅的做法相当极端。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末敢议令。”
3、韩非深爱自己的祖国，但他并不被韩王所重视，而秦王却为了得到韩非而攻打韩国。韩非入秦后陈书秦王弱秦保韩之策，终不能为秦王所用。韩非因弹劾上卿姚贾，而致姚贾报复，遂入狱。(法家思想的创始人)。
4、李悝(前455——前395年)，战国时政治人物。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濮阳人。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强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
5、在商鞅变法初期，百姓反对变法者，商鞅把他们抓起来坐牢甚至砍头；后来百姓转变立场，称赞变法，又被商鞅抓起来流放边疆。反对不可以，歌颂也不可以，即凡“妄议”均不可，目的是造成一种“民未敢议令”的氛围。百姓不能议论，就会减少思考；百姓只要执行政策就好，不需要思考政策的好坏。反对是一种思考，歌颂同样需要思考。百姓动脑子思考，不管是往哪个方向，统治阶级都不喜欢。
6、法家的核心思想？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儒家思想产生背景？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儒家思想的形成？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7、在王权政治逐渐成熟以来，儒法两家是从不同的侧面来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它们一个是提倡德和礼，一个是提倡刑和法。先秦儒家其实不是主流，往往不见容于世，不被当道者所取，直到了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它才经过了经学化的改造，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这套主张和中央集权、郡县制等等相结合的制度，维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
8、在那个还是奴隶社会的春秋早期，像管仲和鲍叔牙这种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沙场逃兵，实在没地方去，只能去当官了。管仲辅佐齐国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最后，鲍叔牙举荐管仲做了齐国的相国，从此这哥们过上了开挂的人生。
9、《汉书·艺文志》中对法家的定义强调了一个“信赏必罚”，强调了一个“以辅礼制”，这两句话我们要仔细地去分辨——前者强调令行禁止的严，后者强调法到底应该居于什么样的位置。
10、(译文)在社会处在混乱的时代，在国家衰亡时的大臣中，国家并非没有忠臣；在国家得到治理的时候，在君主名声显赫时的大臣中，并非都能尽忠。在国家得到治理的时候，人们尽忠并不偏重于君主；在国家处在混乱的时候，治国之道并不偏重在几个贤臣身上。然而国家得到治理或处在混乱之时却有相同的地方，即世上都有忠于国家的人。臣子想尽忠的，世代不绝，但君主在上位却没有得到安宁，是没有遇到比干、伍子胥这样的忠臣吗?他们忠于国家，却使君主毁败在社会的黑暗之中，最后使夏桀、夫差身败名裂而死。由此看来，臣子尽忠并不能挽救乱世，而恰巧加重了君主的罪过，怎样说明这个道理呢?父亲虽然有个孝顺的好儿子，却有虞舜放逐了父亲瞽叟；夏桀有忠诚的臣子，却使自己的罪过闻名天下。那么，这说明孝子不生在慈父的家庭，忠臣不产生在圣君的下面。
11、核心思想：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并且以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又称“辩者”、“刑(形)名家”。围绕“名”和“实”的关系问题，展开论辩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但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奇特，按汉代司马谈所言，是“控名指实”，“参伍不失”，因此，虽然名家擅长论辩，但其论辩又流于“苛察缴绕”，疙疙瘩瘩，诡谲奇异，所以历史上一直名声不好。
12、因此，道家思想极度重视对于规律(也就是道)的把握，强调要掌握规律、顺应规律，强调顺势而为。
13、他还有很多的具体的这个计谋献策，怎么去控制老百姓，怎么去控制臣下，怎么达到一个君主虚位、清静无为。他把黄老之学发挥到了一个极致。通过了像这个韩非这么一套极端的极右翼的这个法家的这个制度的实行之后，秦国的君主政权、君主专制的这套统治术，为建立了之后2000年的大一统开了先河。秦国虽然二世而亡，但是它形成了帝王的一个势，这个势造成了以后，它的历史的冲击力，后人很难改变。所以后代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景象，再也不复存在了，同时儒家抵抗专制的这种力量也受到了削弱。
14、法家不这么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认为人性本恶，只有把人可能做坏事的方方面面都想到，漏洞都堵死，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法家追求的是人人不做坏事。那儒法两家的主张究竟谁是谁非？
15、于是，针对这个问题，儒家提出了儒家的办法，法家也提出了法家的办法。
16、道家思想,是老子提出,约在春秋末年公元前580年～500年之间。
17、老子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道德经》是全球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20世纪80年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
18、(译文)天有无限的光明，不必担忧人间存在的黑暗；地有无穷的财富，不必担忧人间存在的贫穷；圣人具有美好的德行，不必担忧人间存在的危难。天虽然不担忧人间的黑暗，人们开辟门窗，一定会使自己取得光明，那么天就没有事了。地虽然不担忧人间的贫穷，人们伐木割草，一定会使自己取得财富，那么地就没有事了。圣人虽然不担忧人间的危难，人们都效法于上，亲近于下，就一定能得到社会的安定，那么圣人就没有事了。因此，圣人处在上位，能够做到不损害人，却不能使人们不危害自己，那么百姓就要除掉他们的祸害。圣人能够统治天下，是接受了人民的重托，不是自己私自窃取的。百姓对于圣人，是奉养他，而不是靠圣人来养活自己，那幺圣人就没有事了。
19、哲学思想：“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源，提出“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任何事物都存在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
20、秦始皇嬴政深谙法家之道，利用法家思想驭官、驭民，使秦国变得异常强大，灭六国而一统中国。但纯粹的法家思想，违背了人性，所以不能持久，秦朝得国仅14年，旋即土崩瓦解。
21、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
22、后李斯入狱毒之。韩非人虽死，但是其法家思想却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奉《韩非子》为秦国治国经要，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
23、(译文)民众混杂居处在一起，各人做各人的事情，每个人的专长各不相同，这是民众的实际情况。人君高高在上，对下面各有专长的人材都能兼容并蓄。虽然民众的专长各不相同，但都能为君主所利用。所以，通达的君主把民众的各种专长作为自己治理国家的资助，尽力包容他们，精心培养他们，对他们不随便加以取舍。因此，君主不在一个方面寻求人材，所以君主的要求没有得不到满足的。君主对臣下不故意挑剔，所以各种人材就充足。君主不挑剔臣下，臣下就比较容易做事。臣下容易做事，国家的各种人材就没有不被包容的。君主能包容各种各样的人材，处在下面的人就自然增多。处在下面的人越多，君主的威望就越高。
24、(译文)确立天子的地位，不能使诸侯产生怀疑；确立诸侯的地位，不能使大夫产生怀疑；确立正妻的地位，不能使嬖妾产生怀疑；确立嫡子的地位，不能使庶子产生怀疑。互相怀疑就不会安宁，有了对立的双方就容易产生争斗，互相争斗的结果就是互相残害，危害就产生在这种双方的争斗中，而不会产生在只有单独的一方。所以，大臣中有两个官位相同的，国家必定发生混乱。两个大臣官位相同而国家却没有发生混乱的，是因为仗着君主还在位的缘故。正因为依赖君主在位才使国家没有出现混乱的局面，如果君主失位，国家就必然出现混乱。家中如果确立两个地位相同的嫡子，家庭就必然出现混乱。如果家中确立了两个地位相同的嫡子而没有出现混乱，是因为仗着父亲还健在的缘故。正因为依赖父亲的健在才使家庭没有发生混乱，如果父亲去世，家庭就必然出现混乱。因此，臣子如果怀疑君主的，国家没有不发生危险的；庶子如果怀疑嫡子的，家庭没有不发生危机的。
25、李斯(约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8年)，李氏，名斯，字通古。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今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芦冈乡李斯楼村)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
26、五四运动已经百年，我们国家经过了百年的建设，那到今天已经走到21世纪，我们怎么去看待经典带给我们的经验？我们今天的文化复兴、文化重建，怎么去走出一条新的不同的路，继承传统中好的东西，同时吸收它的历史教训，来创造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要求的文化符号，这将是永远值得我们共同来思考的主题。
27、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国家的人，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国。
28、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墨子，战国时期人。主要作品《墨子》等。
29、孙武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伍子胥)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他曾率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国军队，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
30、君臣之间应该怎样摆正关系呢?臣子要多做实事，君主用不着做实事。君主只要安逸享乐就行，臣子则要不畏劳苦地工作。臣子要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君主不要参与具体事务，只坐享其成就可以了。这样国家政事没有治不好的，治理国家的正确道理就是这样。君主如果什么事情都亲自去做，与臣下争着干实事，这是代替臣下担负责任而蒙受劳苦，臣下反而安逸享乐。所以说，君主要是喜欢抢在臣下之先干实事，臣下就不敢抢在君主之前去做事，结果臣子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隐藏起来。如果一旦有了失误，臣子就会出来责备君主，这是导致臣子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的根源。
31、西汉以来，即使中央独尊儒术，但另一方面，它的中央集权制，它的郡县制，它的科层管理，官僚制，最后文科取仕发展到后代，这套有效的管理办法依然是秦制。儒学刚才我说，经过了法家把秦王朝的帝王之势推到极致以后，使后世再也不可能像先秦诸子百家的时候一样，原始儒学对王权的批判，像孔子和孟子能够直斥其王。一直到五四时代，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原始儒学，孔孟之学，它的民本的思想、仁的思想、仁政的思想，包括它提倡禅让，暗含了对君权世袭制的一种批判的这些思想的种子，这个层面都被忽略了。
32、“壹法”、“一尊”强调统一法律的内容、立法权，并保持法的稳定性，即:“壹法”、“一尊”。
33、商业的术，就是KPI。现代企业动辄KPI，条条框框，全是标准。且不说能不能见实效，总之不能没有。比如招商工作的绩效考核，业绩是第客户储备也必须有，客户档案信息更要面面俱到，必须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品牌信息、经营状况、培训状况、经营理念、合作意愿、长期规划等等，只有这样充分了解商户，招商工作才会提高实效。——全免租，商户一定不来。
34、在讲清楚了“道”的原理，即，我们弄清楚了“天”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万物。易经和道家思想都认为在生成原理上，天和万物是一样的。只是老子说得更清楚和明白而已。这就是老子的“天下母”的思想。他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52章归结起来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来源。从这里可以看到，“道”一是指天地‘始”，而更重要的是“天”和“人”的运动规律。以至于中国文化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道”的规律的概念。比如，大道、正道、邪道、道理等等。意即，符合规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规律的就是邪道。后来封建统治者又把“道”作为自己的化身。认为维护君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君王的就是邪道等等。道的这一概念，无论在中国哪一学派中，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所以，如果抽去了“道”的思想，中国文化就要散架。道家的《道德经》指出：“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可以说这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及创世论不谋而合。神这一观念往往被人们人格化。基督教认为：神既有人格的一面，也更有超人格的一面，神并非有限的人格所能限定，他是无限的。所以，《圣经·约翰福音》指出“道就是神”，可以理解为，它肯定了道家的道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位造物者。上帝(道)是唯一的，不可能在中国有一位，在西方有另一位。基督教认为天使和人的灵魂都不是神，因为神是造物者，而他们是被造者。道家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道教把许多古代圣人当作神崇敬，并且向往人能够长生不老。这种在人当中寻找神的思想和追求永生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但只有耶稣才是神借着童女怀孕降生成为人，他既是神，又是人。他通过受难，流血，复活，拯救人类，也证明了他的神性。人相信他，就可以得救，得永生，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其他任何人都只是人而不是神，是被造者，而不是造物者。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世主。《道德经》第78章指出：“是以圣人云：受国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区别，其实从大的方面看，宗教跟思想流派的区别也适合解释道家和道教的区别，比如宗教有比较严密的仪式，有自己的禁忌和制度等等，而什么家之类的思想只强调思想本身，如何去实践则要求的比较少。儒家的核心思想？修身养性，齐家治国。中庸之道，中庸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把握阴阳的大智慧，尤其讲变通，中是整全的，但我们无法同时掌握整全的，所以中就变成了合理。当它大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大，当它小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小，当它极端才合理的时候，中就代表极端。中庸之道，就是如何找到这个合理点，达到以虚控实的目的。仁义礼只是安人法，将心比心平衡的方法。还有经权之道。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35、我们想想，一个虫蛹经过了蜕变之后，化茧为蝶了，就好像早期法家和后来的中晚期法家，形态完全不同了。但是他们是不是一个东西呢？是不是同一个生命呢？是，他们都是法家。也就是说在早期法家当中，由于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极端情况没有出现，他在采取应对的措施和面对历史资源的时候，他有一套他的折衷的做法，同时还讲礼、讲义、讲仁，同时又尊王攘夷，在这个社会组织和动员发展生产方面，他提出了新的办法。这些办法都被后期的法家给继承了。
36、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颍上人(今安徽颍上)，周穆王的后代。
37、黄老之学是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一个新发展，它是借用黄帝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改造传统道家理论。黄老之学从道家思想汲取了宇宙论和顺势而为的方法论，以此为其政治主张的哲学基础。“黄老”之名，要点不在“老”而在“黄”，其与老庄的主要不同是它的积极用世，探讨治国之道。
38、西汉建立政权之后，看到了秦的流弊，所以到了董仲舒那个时代，汉武帝的时代，就开始折衷实行“儒表法里”。一方面推行秦制，一方面还用经学化的儒学来做它的补充，完成了大一统中央集权两千多年来的历史。
39、(译文)天道因循自然就广大，人为地改变它就缩小。所谓因循，就是遵循自然规律，顺应民情。人们没有不愿尽心尽力为自己做事的，要强求他们改变为自己做事而变成为我做事，那就不可能找到合用的人材。因此，古代帝王对不肯接受俸禄的人，不任用他们做臣子。对于接受俸禄不优厚的人。不要求他们担当艰巨的工作。人们如果不能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那么君主就不选拔任用他们。所以，君主要善于利用人们都尽力为自己做事的特点，不要强求他们去做不愿做的事，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能为我所用的人，这就叫做因循自然，顺应民情。
40、那么韩非的思想里边，其中很突出的一点，在评价三代之王的时候，和儒家表现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观。而另一方面，他把术和法、势结合得很好，并且他强调的是很强的逻辑性。他告诉君主把握臣下的两点，叫做二柄——一个赏，一个罚。君主不需要品格高尚，中人之资就可以做。只要你是按照法来做，你掌握了这个刑罚，完全在你的手里控制，臣下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听你的。
41、墨子，名翟，东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墨子是宋国贵族目夷的后代，生前担任宋国大夫。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42、服务上要有难必帮，不管是商户还是消费者，都是上帝，凡有困难必倾力去帮。
43、商业的“刑赏”如阴阳二气，(坏了，这本来是要在阴阳家要论述的话题)一边驱使、一边惩戒。
44、法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汉书》说“法家者流，盖出自理官。”
45、就在这个形势下，怎么解决这个乱局？怎么让天下重新恢复到秩序，而不是陷入春秋无义战？这个形势的严峻性，在当时孔子的时代，已经是叫做(弑君)(亡国)五十二。就是子弑父，弟弑兄，这种相互之间为了争夺权位的残杀，血流成河，天下民不聊生。
46、华民族的文化代代传承，留下了无数人类历史上的精神财富和经典佳作，通过跟经典的亲密接触，看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形式的时候，你才能知道经典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即使在当今这样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网络的时代，通过与几千年前的经典对话也可以让我们得到许多启示和思考。
47、战国时期一批从事政治活动的谋士，以审察时势、陈明利害的方法，以“合纵”、“连横”的主张，游说列国君主，对当时形势有一定影响，苏秦主张合纵，说山东六国之力以抗秦。张仪主张连横，说六国以事秦。当时谋士一般分属合纵、连横两派。
48、核心思想：主张以法治国。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49、战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铁制工具的普及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体家庭得以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战国时期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剧辛相继在各国变法，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可以使平民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军功等渠道成为新的土地所有者。
50、李悝，魏国安邑人。中国战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强产量。
51、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52、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国家的人，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