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审美教育书简》对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同时也在美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席勒美学并非仅囿于讨论美本身，而是指向对美好生活、完整的人与“自由”的追求。审美教育消弭了人心中理性与感性持续的对立与冲突，使人成为“完整”的人，进而呼唤一个温暖的、紧密关联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美的国度中，人终于走向了自由。
2、在此背景下，不难发现康德的美学体系带有鲜明的“先验人类学”色彩。康德将出自先天原则的认识能力称为纯粹理性，理性给自己树立道德律,作为对上帝、自由和灵魂不灭的信仰的基础；知性给自然立法并结构化经验。
3、(5)(6)(8)［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何兆武译，选自《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第24页，第22页。
4、他认为艺术教育的不合理性：席勒主张以美育来实现人性的改造乃至社会的改革，完全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无疑只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空想。在近代最早公开将美育与德育、智育相提并论来提倡的是清末学者王国维。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更是大力倡导美育，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5、卡尔维诺指出，“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的......古老的和谐状态消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人的分裂”是席勒分析、考察社会状况所得到的结果，亦是他要解决的问题。如何统一人的分裂成为席勒在《书简》后半部分论述的主题。
6、达.芬奇：“美感完全建立在各部分之间神圣的比例关系上”。
7、席勒于第六封信中深刻的评述了时代的病症：“国家和教会，法律和习俗被分离；享受与工作、手段与目的、劳累与报酬相互割裂。人永远只束缚在整体的个别的小碎片上……永远也无法达到他本质上的和谐，他未能将其天性中的人性表达出来。”可见，席勒认为当时社会混乱状态根源于人“内心的分裂”，而唯有借助更高的艺术，才可能恢复这一整体性。在第十二封信中，席勒引进了两种内在驱动力以解释人“理性”及“感性”的双重本性。一为物质(感性)内在驱动力(instinctforform)，这一力量针对感性世界，具有丰富的内涵且在时间上实现自身；另一驱动力为形式内在驱动力(sensuousinstinct)，这一力量以人的理性的本性为基础，力图在一切变化中保持人的统一和本质。两种驱动力都力图实现自身，二者相互关联，且在时代中呈现出相分离、对抗的状态。
8、托马斯。阿奎那：“美即在恰当的比例；美严格地讲属于形式因的范畴。”美与客观事物的感性形式之间的关系，认为美需要有三个条件得到满足才能成其为美：“第一是事物的整体性或完善，因为有缺陷的东西其结果必是丑的；第二是恰当的比例或和谐；第三是明晰，因此具有鲜明色彩的东西才被称作是美的。”
9、《审美教育书简》是席勒美学思想中最有系统的表现。这部著作一方面直接受到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启发；另一方面，欧洲波云诡谲的政治形势与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恐怖时代”迫使整个知识界反思现有理论与社会现实。此即席勒撰写《书简》的理论与现实背景。
10、即使现实的处境如此糟糕，也不能改变哲学家向往更好生活的努力，席勒不忍看到人们冒着粗野和平庸的危险而舍弃美的价值，所以坚持要在人们天性的塑造中完成一场彻底的革命，而这场革命远比一切政治革命要来得更为艰辛和漫长，甚至是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福柯在反思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思想时，他反对把“启蒙”视作一项政治运动、历史事件，或是一种理论和学说，因为它们都无法帮助人们真正走出“未成年”的状态。只有把“启蒙”看做一种态度、气质和哲学生活，才能保留启蒙思想的正面功能，即“对我们的历史存在作永久批判的特征”因为“‘批判’的作用正是确定在什么条件下运用理性才是正当的，以断定人们所能认识的、应该去做的和准许期望的东西”席勒的美育之路是一条永远未完成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未竟之路，恰恰能够保存福柯所讲的启蒙的重要功能——对现实的自我批判，因为人的自我修炼正是在趋向神性10的途中打开的。
11、(21)李明辉：《康德的“道德情感”理论与席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揭谛》2004年第7期。(席勒的美育观点是什么)。
12、到了20世纪，蔡元培在北大和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倡，产生了巨大影响。
13、对比康德和席勒的思想，我们不难发现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都是消极的，也就是无法通过一蹴而就的方式去改变公众的思想，不论是康德的“启蒙”还是席勒的“审美教育”都主张以缓慢的方式去改变人。而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康德把“理性”抬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以至于感性几乎没有容身之地；席勒却主张通过审美教育来弥补近代人这种残缺分裂的状态，从而实现理性天性和感性天性的统一。
14、(2)康德将人类理性区分成三大分殊功能：纯粹理性(reineVernunft)、实践理性(praktischeVernunft)和判断力理性。纯粹理性又称为理论理性(theoretischeVernunft)，能使人通过感性而取得的杂多经验内容依循必然法则而被赋予形式意义，因此是构成有关经验之现象世界的知识——即自然知识——的主体先天形式条件。实践理性规范人之意志的道德行动法则，其本身以彰显善、自由和人格尊严为目的，因此于实现人之存在价值上具有优位性。判断力理性则使人能在自然之中直观到合乎善之目的性的存有意义;换句话说，判断力理性是经验世界(属于纯粹理性规范的领域)和睿智界(属于实践理性规范的领域)二者相互沟通的桥梁，藉之，人得以克服自然法则的支配而于感性的生命中实现对善与人格的追求。
15、(17)(18)［德］席勒：《席勒经典美学文论》，范大灿译，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47页，第162页。
16、在物质状态阶段，人受到自然的支配，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在这个时期，世界对他来说只是命运，而不是对象；只有为他创造了生存的那些食物对他来说才是存在，而一切既无施于他又无取于他的事物对他来说都根本不存在。”(1)(p123)在这个状态中，理性还没有出现，人是无理性的动物。然而，即使当人具有了理性，直接从物质状态上升到了道德的阶段，也不能使人性具有了自由，因为“理性在人身上被识别出来是通过它要求绝对的(即以自身为基础的和必然的)东西”，这样的要求使人离开物质的需求，从有限的现实中上升到绝对的观念，但在现实中，由自然阶段直接过渡到道德阶段，将导致“曲解”，因为这时人的感性仍然占据统治缔约，因此，理性产生的要求“有可能把矛头对准物质生活，不是使人获得独立，而是把它推入最可怕的奴役之中。”(1)(p125)这即是说，这时理性给人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另外的一种束缚。
17、“美育”这个术语是德国美学家席勒最早使用的。中国最早使用“美育”术语的是蔡元培先生，他在《哲学总论》中提出了“美育”的概念；1903年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把西方美育理论较为全面地引进中国。
18、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没有实现席勒期望看到的“理性的王国”，反而在暴力流血和恐怖斗争中一发不可收拾，这一历史事件及其后续的发展，直接刺激了席勒重新审视“启蒙”的内涵。他通过研读康德等人的哲学著作，思考着感性和理性各自的局限，并由此联系到启蒙时代人们普遍“碎片化”的艰难处境，向曾经资助过他的丹麦公爵写了二十七封书信。这一系列的书信是他对启蒙时代的哲学反思，这些书信之后被结集成书，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审美教育书简》。他在这本回应时代弊病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看到这个论断，我们不免产生疑惑：政治问题为什么要通过美学问题来解决？在当时“启蒙运动”占据主流的欧洲社会，席勒又提出了崭新的“审美教育”理念，从而帮助人们通向自由王国，那么我们不禁继续发问：所谓的“启蒙”在帮助人们解决政治问题的时候究竟存在哪些局限？“审美教育”又具备哪些优于“启蒙”的特征？审美在引导人们通向自由的时候，它和道德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本文将以《审美教育书简》为文本基础，围绕上述这些问题探讨席勒提出“审美教育”的背景、审美教育的具体内容以及审美情感和道德情感的关联。
19、在中国，刚刚摆脱原始氏族社会的野蛮状态而进入古代文明的西周奴隶制社会，便有周公“制礼作乐”，礼是伦理关系的规范、仪式，乐是包括诗、歌、舞在内的综合体艺术，礼乐结合，既是治理国家的法律、制度，又是进行教育的方式。
20、总的来说，通过对《审美教育书简》的思想道路进行考察，可以得知，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对人性、美和艺术的抽象论证，最终实现其通过审美教育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美好愿望。试图通过改造主观世界以改造客观世界，通过对人格的改造以实现社会的变革，是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的核心。然而，这样一种唯心主义基础的审美教育思想不可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异化问题，完成社会的变革，而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正如蒋孔阳先生所指出的，席勒的“这些将发不过是软弱无力的德国资产阶级在强大的革命风暴面前，所作的一种胆怯的自我粉饰罢了。
21、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思想片面地强调理性的重要性，却割裂了人的完整性。近代人如席勒所述，成为了“孤零零的小碎片”。那么，碎片化的近代人又如何复归自己本有的完整性？席勒主张要到古希腊时代中去汲取养分，从而帮助我们建立更好的人性。因为古希腊的“自然”将形象的创造和哲学的思考都恰如其分地结合在完整的人性里，而不是像近代人的“自然”那般，是艺术和智慧的牺牲品。而古希腊的高贵艺术正是“自然”的完美体现，可以帮助我们剔除粗野、轻浮的言行，有助于建立高尚的人格，这也正是“审美教育”的意义所在。
22、美育可以提高学生思想，发展学生道德情操；它可以丰富学生知识，发展学生智力；它可以增进人们的身心健康，提高体育运动的质量；它可以鼓舞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并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23、席勒在影响很大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所展现的核心思想就是：审美对于人的精神自由来说，审美对于人的人性的完满来说，都是绝对必需的。没有审美活动，人就不能实现精神的自由，人也不能获得人性的完满，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24、(美育书信)译为《美育书信》，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的代表作。是作者于1793年至1794年写给丹麦王子克里斯·钱公爵的27封书信，于1795年整理出版。追求人性的完美，崇尚理性的自由，是席勒美育思想的核心。
25、我国社会主义学校的美育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培养学生心灵美、行为美服务的。
26、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美学(中国哲学二级学科)
27、先验人性论。席勒指出，“经验指给我们的只是个别人的个别状态，从来就不是人类”，而席勒是从整个抽象人类的意义上提出审美教育，因此，“我们必须使我们自己提高到人的纯粹概念上”(1)(p54)，在这样的意义上，席勒对人性的分析走上了先验的道路。
28、1787年至1796年，席勒几乎没有进行文学创作，而是专事历史和美学的研究，并沉醉于康德哲学之中。席勒在《书简》第一封信中谈到，“后面的论点大多以康德的原则为基础”。这些原则多来自于康德于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KritikderUrteilskraft)。在这本书中，康德阐明了人类在理性与感性间的判断力，分析了美与崇高，完成了对纯粹审美判断的演绎。康德于该书中探讨的美学吸收了前人大量研究成果，包括英国经验派美学与大陆唯理论派美学，但其核心却仅仅依靠于康德自身恢弘的哲学体系，即“人类学”(Anthropology)视野。邓晓芒指出，“人类学立场是开启康德哲学的钥匙”。在康德体系中，美学作为人类学的一部分而存在。康德所谓的人类学可简要表述为“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以及人是什么(人类学)。”康德体系的基本精神与核心即为“人类自律”的问题(Autonomie)。
29、其次，康德指出：“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启蒙运动的内核就是自由，此外康德还强调，除了“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之外，启蒙运动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这种自由是最无害的。由此可以看出，康德把对理性的掌握和运用看作是人类成熟的标志，甚至是唯一的标志。
30、表现在宗白华和邓以蛰的著述中，特别是宗白华在西方斯宾格勒思想和国内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从一种世界文化比较的背景中去探讨中国美学的独特性，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31、席勒首先论证了经由审美路径解放人的可能性，在他的描述中，人首先有其历史使命与历史目的，“每个个人按其天禀和规定在自己心中都有一个纯粹的、理想的人，他生活的伟大任务，就是在他各种各样的变换之中同这个理想的人的永不改变的一体性保持一致。这个在任何一个主体中都能或明或暗地看到的纯粹的人，是由国家所代表，而国家竭力以客观的、可以说是标准的形式把各个主体的多样性统一成为一体。这样，就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使时代的人与观念的人相遇合，因而国家在众多的个体中如何保持自己的地位也有两种方式：若不是纯粹的人制服经验的人，国家消除个体，就是个体变成国家，时代的人净化成观念的人”。也就是说人先天就应该完成“纯粹的、理想的人”这一终极目标。这种具有目的论色彩的判定为席勒以下的论述提供了不证自明的基础。
32、费希纳：提倡重视实验的“从下而上”的美学，通过实验，他认为黄金分割段是最美的形式。
33、若从文艺复兴时期中之人文主义的研究风潮开始，人之本性的开发与培养于事实上已成就了整个近代欧洲文明的内涵，那么十八世纪的欧洲人为何需要重新考察人之存有本质、再次强调实现理想人性的重要性？这个问题关涉到近代哲学家于存有学研究上一直无法解决的一个二元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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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根据席勒的阐释，游戏冲动的对象就是活的形象，也就是现象的一切审美特性，一言以蔽之，就是最广义的美。那么感性和理性(也就是“直觉知性”和“思辨知性”)如何能够在游戏冲动中共同运作而不再相互冲突呢？
36、然而，席勒并非认为这两种力量生来就彼此对立，而是在文明化过程中，人因文化的发展疏远了自然，导致对理性的单方面追求，进而形成了物质驱动力与形式驱动力的分离与对立，造成社会愈加割裂、机械的时代病症。这一论述类似于卢梭所谓“现在盛行的不平等来源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且“社会及其孕育的不平等精神改变和歪曲着我们所有的自然倾向”。因此在第八封信中，席勒指出时代任务为培养“感受能力”。
37、柏拉图的美育思想是美育思想史的源头之对以后的美育研究者，包括蔡元培先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柏拉图的美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对话《理想国》和《法律篇》中。
38、(1)(2)(3)(7)(9)(10)(12)(13)(14)(15)(16)(19)(22)［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第39页，第41页，第44页，第47页，第54页，第78页，第84页，第115页，第167页，第218-220页，第220页，第239-240页。
39、在《美育书简》中，席勒将古代希腊社会的与近代文明社会进行了对比，感到在古希腊社会中，人的天性是完整和谐的，人具有完美的人格，个人与社会之间也十分协调。席勒认为，近代文明社会由于大工业的发达，造成了科学技术的严密分工和职业等级的严格区别，这样一来，不仅使社会与个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裂，而且使个人本身也产生了人格分裂。
40、席勒终生对自由孜孜以求，把自由作为自己文学创作与美学思考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所谓自由问题，本身就是历史巨变中的政治问题。对席勒而言，无论是其话语实践还是其社会实践，都必须放置于“前现代—现代”的历史转型中才能考察出其意义与价值。他对暴君统治的尖锐批判，对个人、公民权利的极度褒扬，既是时代对他提出的要求，也是他对时代提出的渴望。而席勒对过渡时代的个人命运的深入思考、对巨大外力驱纵之下的渺小个体的描绘、对与彼时现实相对立的理想世界的想象、对达成这一乌托邦的路径的探索等，其个人话语无不与时代话语时刻共鸣。
41、在席勒的代表作《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第一次把迄今获得的关于艺术的本质和作用的认识与当时历史现实联系起来”，并将他欲解决的问题的最终扭结确定在“人”的身上。在席勒眼中，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时代的精神就是徘徊于乖戾与粗野、不自然与纯自然、迷信与道德的无信仰之间；暂时还能抑制这种精神的，仅仅是坏事之间的平衡”。因此，必须通过培育更加完善的人来建构完善的社会和国家。以上构成了席勒书写《审美教育书简》的基本动力。
42、以艺术为工具的审美教育。人性的分裂要靠审美才能得到恢复，而艺术作为美的主要形态，自然充当了席勒审美教育理念的工具。然而，席勒指出，“精神的这种高尚的宁静和自由，再与刚毅和精明相结合，就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把我们从禁锢中解脱出来所需要的那种心境，这事检验真正没的品质的最可靠的试金石。”(1)(p112)只有真正的艺术作品才能使人性得到完满，由此，席勒对艺术进行了区分和规定。
43、审美教育作为席勒诗性政治的主要路径，其落脚点并非仅仅是“美”，而是指向了更为庞大的目标，也即前文所述的“完整、和谐、统一”。固然，无论席勒的现实判断还是他的终极追求都不乏想象性，但在其描述的“审美教育——完整、和谐、统一”中，仍然存在着相当多卓有价值的成分。
44、综上看来，“美”既能释放天性，又能约束着我们的天性，既然它如此完满，那么席勒又为何一语道破它的不足：“美不提供任何个别的结果，不论是对知性还是对意志，它不实现任何个别的目的，不论是智力的还是道德的，它发现不了任何一种真理，它无助于我们完成任何一项义务；总而言之，美既不善于建立性格，也不善于启蒙头脑”？(15)这个说法可以进一步转换成另一个问题：美既然不能为智力的发展和道德的实践提供任何具体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席勒还认为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感之间具有一种本质性的关联？而这恰恰也是康德和席勒的分歧所在。康德认为道德主体应当是排除了所有感性因素的理性主体，而席勒的道德主体却是理性我与感性我的统是义务和情感的结合。
45、威廉。荷加斯：“曲线比直线美，而在曲线中又以蛇形线最美。蛇形线，我把它叫做富有吸引力的线条。”
46、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游戏冲动可以扬弃一切偶然性，所谓“偶然性”指的就是：一种冲动在强制我们的时候，另外一种冲动就受到压制，从而成为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例如，感性冲动从物质方面强制我们的时候，形式冲动就被压制了，形式特性因而成为偶然的。反之亦然。游戏冲动则可以消解这种“偶然性”，因为它同时从物质和精神方面强制人心，而不再让二者处于相互压制的局面，这样一来，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都是必然的，并且二者不再是孤立地各自发挥作用，而是用席勒的话说：“游戏冲动…把形式送入物质之中，把实在送入形式之中”因此当人处在游戏状态的时候，便可进行一种自由的活动。
47、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在法国大革命刚开始时，席勒与德国的许多进步作家一样，对法国大革命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并满心欢喜地迎接这一社会变革，并希望这场革命会为德国苦闷的现实带来一些激愤的力量。然而，当雅各宾d开始暴力专政时，席勒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开始反思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偏见的威望倒了，专制揭开了假面具，它虽然还有势力，可是再也不能诈取尊严。”然而，其结果在人身上的体现却是糟糕的，“在为数众多的下层阶级，我们看到的是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在市民秩序的约束解除之后这些冲动摆脱了羁绊，以无法控制的狂暴急于得到兽性的满足。……另一方面，文明阶层则显出一副懒散和性格败坏的令人作呕的景象，这些毛病出于文明本身，这就更加令人厌恨。”(1)(p25)由此，席勒开始意识到，没有从人自身的变革来开始进行的革命是不可行的，于是他开始“力图找到一条中庸的改良道路，那就是通过艺术和审美教育来改变社会，从人性、人的心灵的改变来实现对社会的改变。”(3)(p5)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是引导席勒提出审美教育思想的直接原因
48、席勒对审美教育理论充满自信，认为可以经由审美教育通达人们梦寐以求的自由与道德相互协调的至境，并解决个人与集体、自由与自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重矛盾。审美教育理论是席勒诗性政治中最具实践性的部分，席勒是“政治美学”名副其实的开启者。在席勒的时代，这是一个前卫、大胆、充满魅力的命题，也是一个后来给席勒带来巨大声誉和持续性地产生历史影响的命题。
49、首先，美育主要是艺术教育，而他又把艺术完全变成为他的社会政治理想服务的工具。
50、尽管席勒认为美对于具体的道德决定于事无补，但他认为一颗优美的心灵必然同时也代表着道德性格的高尚，也就是人的整体性格的和谐。(“游戏冲动”的时候，人们突破了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限制，尤其是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拘泥于某个具体的功利目的。)换言之，席勒并不关心人在某种功能(知性、意志等)中的个别活动，因为那些有规定性的个别活动会把人限制住，惟有感受整体功能的活动才有可能进入无限的状态，审美情感正是通过调动起人的整体功能，从而把人引向无限的状态，而不拘泥于局部的实务。
51、最后，尽管启蒙思想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来源之但是康德对于革命的态度是偏消极的。他认为普通大众只能慢慢地实现启蒙，革命可以推翻个人专制和权势，却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换句话说，革命也会带来新的偏见和束缚，同样会让人们陷入新的“不成熟状态”之中。
52、席勒首先从人自身抽象出“人格”与“状态”——自我和它的各种规定这两个相因素，“人格”具有永恒性，而“状态”受时间限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想象的绝对存在”中，这两者应当是同一的，但在现实的人那里，“人格”与“状态”是处于对立状态的，并产生了对人的两种相反的要求：“他必须把一切内在的东西外化，给一切外在的东西加上形式。”(1)(p59)由此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力量促使人去完成双重的任务，这两种对立的力量便是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生活，因此它受时间空间限制，要求把人自身以内的必然的东西转化为现实；形式冲动的对象是形象，它自由不受限制，要求使现实的存在事物获得理性的形式。在此，这两种冲动实际上已经“隐约窥探到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明的‘人的对象化’和‘对象化的人’的辩证关系。”(4)(p437)
53、审美教育似乎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完美的图景：通过游戏冲动的调和，人们既免于粗野，又不会陷入概念的刻板，从而恢复完整健全的人性。然而，这个图景仍难免乌托邦色彩，通过审美教育来解决政治自由的构想，其最大的困难之处就在于：美和善的统一必须以完整的人格为前提，要培养完整的人格需要教化，而教化的成效只能在极少数的人身上实现。对于这一点，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的最后一封信中也指出了：“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个美的假象国家吗？在哪里可以找到它？按照需要，它存在于任何一个心绪高尚的灵魂之中；而按照实际，就像纯粹的教会或共和国一样，人们大概只能在个别少数卓越出众的人当中找到”席勒自己也很清楚他的方案是理想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通过个体的天性来实现整体的意志，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现实中的国家不是由单纯美好的人性叠加而成的，还有诸多凌驾于个人天性之上的意志，也就是席勒所讲的“伦理社会”的处境。
54、席勒用游戏冲动去消解人之本性二元论的难题，用美去表征理想的人格性;这些思想都展现在《美育书简》之中。但是，席勒书写《美育书简》一书的目的并不只是去提供一个建构理想人性的理论而已，亦同时去呼应启蒙一词的时代意义——人应通过理性自觉而进行自我教育与成长，而这才是他倡导美学教育的初衷。对席勒而言，美学教育并不是单一个人进行自我修养的事件，而是国家应该介入和统筹的政策;因为个体的理想人格必须在政治自由的基础上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55、“自席勒的时候起，现代的头脑即已意识到，关于世界中有神的存在的观念已经丧失”，席勒所处的时代，恰恰是一般所说的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动时期，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与改造。具体来说，前现代社会在政治结构上是以皇权、神权为核心的，其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是对皇权、神权，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差序社会的神秘化与神圣化。而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上则是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因此在转型过程中，对皇权、神权的颠覆和消解，对个人权利的肯定和伸张就成为各类思想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方面，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往往是脆弱和小规模的农奴经济、小农经济、家庭手工业，这些都不足以催生出更加强大的利益集团从而对神权、皇权、贵族权力提出挑战，由于规模狭小也不足以形成广泛而复杂的交往行为从而构成文化上的冲击。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当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事实，就必然因政治力量的重新洗牌和文化上的巨大冲击而构成“交往—选择”问题。在文化方面，前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其整一性与封闭性，只要不是以多元的政治力量为后盾，就难以形成百家争鸣式的文化竞争、文化博弈关系，传播上的诸多限制与低效率必然导致文化的不发达，同时文化所遭受的政治压迫也相对巨大。而在现代社会，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已经成为普遍承认的原则，更关键的是，对文化、信仰的个人选择的至上性也获得了广泛的承认，这就使得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促成了文化的发达。
56、到春秋末期的孔子，把教育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独立出来，创立了古代教育体系。
57、(20)［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58、席勒就如一个医师，力图以调和为手段来消除人的腐朽与粗野，但是调和仍然只是席勒对人的完美设计的初始阶段，而将人塑造为他所想象和设计的理想状态才是审美教育的最终目的。这一理想状态可以有多重命名，席勒曾经称之为“审美的人”“道德的人”“自由的人”，等等，一言以蔽之，可以称为“完善”。这种完善意味着线性时间的终结，意味着普遍运动的停滞，意味着顶峰和不能再超越的至境。这是席勒对于人类的最重要的期许和努力，具有一目了然的虚幻性和理想性。
59、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游戏冲动”并非与形式、物质驱动力对等的概念，而是指在后两者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平衡关系艺术是感性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协调，“形式冲动”指向理性法则，以“形象”为对象，是理性给道德意志与认识判断制定的规律；“感性冲动”指向自然法则，以“生命”为目标，包含了人低级天性中的各种冲动与欲望。而美学以“游戏冲动”的方式统一上述两者，以“活的形象”(livingform)作为自身的对象。借由“活的形象”这一概念，席勒以此为标准再次审视其所处时代的理论成果与社会现实。在第十八封信中，席勒与十八世纪的唯理论哲学与经验论哲学划清界限，以美学体系冲击这两大流派。第十九封信之后，席勒着重讨论了美学对人感性与理性分裂状态的弥合。他认为，美学自由作为中介缓和了理性与感性的冲突，使其处于平衡状态。在此状态中，人“既不在身体上也不在精神上感受到任何强制”。
60、基于这样的认识，席勒进一步指出：“美的艺术的本质就是假象”(1)(p139)，张玉能先生将此“假象”译为“外观”(5)(p87)可能更好理解，在席勒看来，美的艺术就是外观，即形式。在席勒那里，艺术的产生必须以审美外观为基础，并依赖游戏的创造力，而一旦离开审美外观，游戏的创造力就无从谈起，艺术本身就更是空中楼阁。所以说，审美表象与艺术密不可分，艺术的本质就是审美表象。
61、到春秋末期的孔子，把教育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独立出来，创立了古代教育体系。
62、然而，席勒的理论研究并非是空中楼阁式的写作，而是紧密的与社会状况相联系。《审美教育书简》一文即是其对法国大革命的表态。正是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席勒敏锐的意识到时代的症候根源于人性中理性与感性的失衡，在这一背景下，他指出唯有审美教育方可使人趋于完整，进而实现人的自由与社会的和谐。基于此，笔者从席勒自身理论发展史入手，立足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时代精神，重构其《书简》中关于美育与人性的相关论证，体悟其对自由的向往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63、康德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提出理性的第三大功能：判断力理性。判断力理性能从受制于因果必然法则的自然之中直观到心灵自由所追求的合目的性，如此一来，机械性的自然就不再排斥精神领域的自由法则，甚至于成为开展后者的场域。就人之存在而言，通过判断力理性的运作，身体的自然性将符应心灵自由所追求的「最高合目的性」——即「福德一致的至善本身」，并与之共构完善的人格。
64、席勒的审美教育是直接针对其所在时代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这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不是粗野，就是懒散，这是人类堕落的两个极端，而这两者却汇集在同一个时代里！”(1)(p25)“象现在这样的国家是祸害的起因”(1)(p37)。综合来说，其审美教育思想提出的直接现实前提主要有三个：
65、在中国，刚刚摆脱原始氏族社会的野蛮状态而进入古代文明的西周奴隶制社会，便有周公“制礼作乐”，礼是伦理关系的规范、仪式，乐是包括诗、歌、舞在内的综合体艺术，礼乐结合，既是治理国家的法律、制度，又是进行教育的方式。
66、席勒认为，在人身上存在着两种冲动，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这两种冲动都使人受到一种强迫(压力)。感性冲动使人受到自然要求的压力，理性冲动使人受到理性要求的压力。在这两种冲动的面前，人都是不自由的。于是席勒又提出第三者冲动，即游戏冲动。他认为，这第三种冲动即游戏冲动可以消除这两个方面的压力，“使人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回复自由。”席勒认为，游戏冲动的对象就是美(广义的美)，而美就是“活的形象”。所以席勒又把游戏冲动称之为“审美的创造形象的冲动”。
67、作为一个时代的巨人，席勒所思考和试图解决的问题都是庞大的、根本性的。在席勒目力所及之处，艺术的、审美的问题固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远不足以覆盖他的一切思考。
68、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五封信中指出了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尽管革命者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人们似乎从长期的麻木不仁中醒过来了，但是，他们不只是要求恢复自己的权利，而且“要用暴力夺取他认为无理地拒不给予他的东西”在这场看似由“理性”和“法则”主导的革命中，席勒在底层阶级中看到的，却是人在市民秩序解除之后无法无天的粗野和残暴，也就是人们“感性冲动”占据主导的状态；席勒在文明阶级中看到的却是腐败通过法则得以固定下来，在他们中间，利己主义横行，每个人都只考虑如何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攫取自己的利益。简而言之，粗野和懒散的行事风格分别主导着底层阶级和文明阶级。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免费解：这场以启蒙思想为理论来源的革命，为什么带给人们的不是自由，而是混乱和分裂？正如席勒所揭示的：“文明远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它在我们身上培植起来的每一种力都只是发展出一种新的需要”席勒在这里所提到的“每一种力”指的是伦理国家(4)由理性所主导的力量，伦理国家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竭力以统一的、标准的形式去塑造多样的、现实的人，从而泯灭了人的自然性。正是因为理性把人的自然天性撕成碎片，破坏了人本有的内在的和谐，才使得近代人像孤零零的零件一般，被利益和欲望所构成的大机器所驱动着。席勒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近代人的生存困境，也揭示了启蒙思想中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69、审美教育论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被提出，是席勒的贡献。他的美育思想，“是根据自柏拉图以来西方传统哲学对人的心理结构作知、意、情三分的理解，特别是康德的‘三大批判’所阐述的思想，而提出的针对‘情’这一心理内容所开展的教育”。在席勒之前，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康德，都表现出明显的忽视人的感性存在的特征。尤其是康德，认为自然和自由之间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理性的理论领域与理性的实践领域分属于人的知和意。康德并未将审美视为人性的完美状态，他的最终目的在于道德，称之为道德至上也不为过。
70、席勒的美学观念既是对康德哲学体系中问题的回应，又是对时代病症深切的关怀。哈贝马斯指出，“这些书简成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的现代性，并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了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
71、根据第一段引文可以看出，道德情感的满足并不以审美情感的取消为条件，而且二者具有一种本质性的关联。再者，道德的成熟状态也必须通过审美的方式来展现，一颗道德高尚的心灵同时也应当是优美的。这便是“审美假象的范围有多大，它在道德世界中的范围就有多大”(19)的含义。
72、他以“六艺”——礼、乐、书、数、射、御教授弟子。
73、理论渊源：康德未竟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
74、在席勒的论述中“游戏冲动”等同于“审美冲动”，“游戏”等同于“审美”。席勒认为“美是从两个对立冲动的相互作用中，从两个对立原则的结合中产生的，因而美的最高理想就是实在与形式尽可能完美的结合和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永远只是观念，在现实中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在现实中，总是一个因素胜过另一个而占优势，经验能做到的，至多也是在两个原则之间摇摆，时而实在占优势，时而形式占优势。
75、席勒相信文明的发达导致了近代人得不到全面的发展，只能任由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获得最大幅度的甚至是超过界限的运用，使人本身不得不服从于这种片面应用所带来的“好处”。“在德国，工匠把劳动看成一种价值，劳动和工作变成了德意志城市中的一种公共道德、公共精神。这样一种工匠的工作观和马丁·路德宗教性的工作观都强调工作的重要性，形成德意志的工作拜物教。过分地注重工作技能,必然导致人的能力发展不平衡，成为危害人的发展的因素之一。这也就是席勒、赫尔德林强调‘bildung’(文化、教育、文化教养、修养)的原因之一。”而所谓审美教育，就其运动轨迹而言是审美教育的对象向着主体无限靠拢、合而为一的过程，也是碎裂得到弥合、偏颇得到修正和闭塞得到缓解的过程。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人从原本逼仄、狭隘的空间中得到扩展进而得到解放，而扩展的路径则是审美。
76、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乃至整个哲学、美学思考中，“人”都是其思考的重心所在，曾有论者称席勒的美学是“人本主义美学”，这是很有道理的。席勒赋予了人极高的价值，“人成其为人，正是因为他没有停滞在纯自然造成他的那种样子，他具有这样的能力，可以通过理性回头再走先前自然带他走过的路，可以把强制的产物改造成为他自由选择的产物，可以把物质的必然升华成道德的必然”。席勒对审美问题的一切发掘探索，终归都是为“人”而服务的，这也是整个启蒙运动的主要出发点。
77、席勒这一时期的创作是古典主义风格的，早年的浪漫激情已经几近消失。席勒和歌德合作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德国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时代。
78、但是席勒显然不满足于在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二元世界中探讨人的解放问题，因为在他包括无数以前的哲人看来仅仅仰赖于“灵、理性、精神……”或“肉、感性、物质……”都无法让人进入更加完善的境界。因此，摆在席勒面前的路径有要么在人身上发掘二元以外的“第三元”；要么寻求二元的融合再生。对此，应该说席勒所选择的是一条兼容折中的路，为了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他创造了“游戏冲动”(Spieltrieb)这一概念，他认为当“人同时有这双重经验，即他既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同时又感觉到他的生存，他既感到自己是物质同时又认识到自己是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绝对地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就会完全地观照到他的人性，而且那个引起他观照的对象，对他来说就会成为他那种已经实现的规定的一个象征，因而……也就成为无限的一种表现”。可以看出，在席勒的描述里，游戏冲动的出现取决于一种“双重的经验”，用席勒的说法就是既意识到自由又感觉到生存，既感到自己是物质同时又认识到自己是精神，这样人就达到了一种理想的统一状态。而游戏冲动既与感性冲动、理性冲动相悖，但又是两者结合的产物。经过一系列辩证的推论，席勒创造出的“游戏冲动”成为他建筑审美教育大厦的基础。
79、 “人作为现象同时也是感官的对象。在道德感得到满足的地方，审美感也不该被取消，与一种理念相吻合不应以牺牲现象为代价。尽管理性总是极其严格地要求表达出伦常，但是眼睛对美的要求也不可忽略。这两种要求虽然是由不同的判决法庭发出的，但两者都是针对同一个主体，因而要满足这两个要求也必须出于同一个原因。最有助于人实现他作为精神人格的规定的那种心境，必须要允许这样的表达，它对作为纯粹现象的人也是最有利的。换句话说，人的伦常的成熟必须通过秀美来展现。”(17)
80、因为美让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既有所松弛，也有所紧张，所以席勒认为：美既约束又释放着我们的天性。同时，他认为希腊人的真正自由就来自这两个世界(感性和理性)的必然性之间的统希腊的“自然”是与艺术和智慧的魅力结合在一起的，是哲学思考和形象创造的融合。因此，席勒将希腊人看做是近代人的榜样。
81、席勒认为，到了近代社会，严密的分工制和等级差别使得人身上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这两方面分裂开来了，“人性的内在联系也就被割裂开来了，一种致命的冲突就使得本来处在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互相矛盾了"。这样，每个人身上的和谐被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和谐也就被破坏了。他认为，这是近代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为了解决这一社会危机，席勒提出他的方案，就是要大力推行美育，使人从“感性的人”变成“审美的人”。
82、摘要：席勒的美育观念根植于现实社会状况。基于对社会症候与时代精神的分析，席勒指出唯有通过美学才能搭建起理性与感性间的桥梁，缓和乃至消弭时代中人自身的割裂、封闭、孤立状态以及社会中持续不断的攻伐与争斗，最终以审美教育的方式实现个体自由与社会和谐的双重目标。
83、启蒙运动的影响。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的发展成为了世界最主要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不仅表现在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改观上，也表现在对人们精神生活的震撼上。而启蒙运动发起后，人们开始运用自身的理性来消除成见和迷信，努力追求进步，并习惯用科学来解释一切。孔多赛就在其《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提到：“依据推理并依据事实，自然界对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2)(p2)
84、首先，席勒指出“在一部真正的美的艺术作品中，内容不应起任何作用，起作用的应是形式，因为只有通过形式才会对人的整体发生作用，而通过内容只会对个别的力发生作用。不管内容是多么高尚和广泛，它对我们的精神都起限制作用，只有形式才会给人以审美自由。”相对于内容，席勒认为艺术的形式保证了艺术的纯洁性和独立性，在艺术中起决定作用，由此席勒对艺术家提出了要求，“艺术大师的真正艺术秘密，就在于他用形式来消除材料”(1)(p113-114)。
85、(4)伦理国家源于法则，受道德必然的支配，是人经历自然国家之后更高的要求。席勒将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伦理国家”时期。
86、中国美学研究在形成最初的原理著作时，基本上是移植西方的美学原理著作，从1917年到1930年，中国共出版了标准的美学原理著作6部。
87、18世纪末19世纪初，席勒以其秉持的人本主义理念积极介入社会，生成其独特的“诗性政治”——以艺术化、想象性的方式对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干涉、评判和解决。对现实问题进行诗性的解决进而缓解焦虑是人类行为的重要表现与特征。席勒的审美教育理论是席勒诗性政治中最具实践性的部分,席勒是“政治美学”名副其实的开启者。审美教育能够充分而全面地渗入个人、社会、国家，并对以上诸元都产生影响且取得一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