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现在所知，“大连”第一次出现在巴金先生笔下，是1935年2月3日他在横滨完成的小说《鬼》。作品中谈到主人公“堀口君”的女友满子家庭状况时，巴金写道：“我知道她同父母住在一起，父亲在陆军省里做小职员，哥哥到大连去了……”后面还曾提过一句：“满子姑娘的父亲采纳了在大连的哥哥的意见，对他们的约束也突然反对起来。”很不经意的一句话，揭示了大连当时的殖民统治以及大批日本人在这里生活的现实。
2、半个世纪以来，巴金以自己的言论和艺术创作热情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在“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变得更好”的思想指导下，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叛逆性格和奴性人格的艺术典型以“立人”。
3、这样吧，等你将来长大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我就和你生活在一起。
4、(55) 张新亭：《中国现代文学馆昨日开馆》，《北京日报》1985年3月27日。(巴金的资料50字)。
5、在以后他住院的日子里，我有时候去看他，也只是随意说笑，并没有谁谈起那阵风暴，可是风暴时时压在心头，摆脱不掉，因此连谈笑也带上了勉强的性质。风暴来得很快，去得并不爽利，绝没有自然界雨过天晴那样干脆。
6、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7、1914年开始发表了10余篇文言小说，1919年加入新潮社，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在20年代陆续出版了《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等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倪焕之》。早期小说大多描写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代表作品如《潘先生在难中》等；后转向摄取与时代斗争有关的重大题材，如《夜》、《倪焕之》等，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他的小说呈现出朴实冷隽的艺术格调。
8、《巴信》是向少年朋友祝贺新年的。巴金在信中说：“你们会看见在这一年里我们的国家将要变得更美丽、更可爱，而且多么光辉灿烂。”接着一连三个“你们就会看见”，再是“你们会有”“你们会得到”，给广大少年朋友描绘了一幅新年“蓝图”。作为父辈和长者，巴金表达了自己对少年一代的慈爱：“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疼我的儿女，也一样地爱你们。”最后，他期望少年朋友：“好好地生活，努力地学习吧，为了将来长大起来好把祖国建设得更美丽、更可爱，而且无限地多么光辉灿烂。”
9、(42) 巴金1982年3月16日致罗荪信，《巴金全集》第24卷第134页。
10、冰心、沈从文、鲁迅、茅盾、老舍、萧乾、曹禺……这些文坛巨擎，都和巴金有着深厚的交情。
11、1979年巴金访问法国、1980年访问日本，在海外，他看到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的热情，他还看到一份资料，讲日本东京有一家近代文学馆是靠作家们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于是，他提出了建立中国文学资料馆的倡议，并四处呼吁。对这个倡议，茅盾、叶圣陶、夏衍、冰心、丁玲等老作家纷纷赞成和支持。一生靠稿费生活的巴金，还将自己积蓄的十几万稿费捐了出来，全部用于文学馆的建设。
12、萧乾被文坛孤立时，巴金毫不避嫌地和他坐在一起，还鼓励他不要灰心；
13、1977年5月25日，巴金先生在《文汇报》“风雷激”副刊发表了“十年浩劫”后轰动文坛的第一篇散文《一封信》，这篇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散文发表今年已经四十年，它的影响更在于重大的社会意义。当年5月21日，巴金寄送这篇散文的同时写了一封信给徐开垒：
14、三十一年前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下午，我陪他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去看有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然后就走到大马路上去看解放军入城；后来，又到过山东、苏北的老根据地进行慰问；1952年，他从朝鲜前方回国度假，萧珊从上海赶到北京去看他。在这几次不同场合我都留心观察过他，发现他开始变了，话开始多起来，有时会唠叨地反复地说着什么，就像一个大孩子似地。这段时期他写了不少散文，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志愿军英雄……他的感情是真诚的。他在《爝火集》的序里在提到这些文字时表示了他的信心：“我至少比有些人更爱我们的时代，更爱我们的生活，更爱我们的国家。”这是他1978年底说的话，是经过了严峻的锻炼、考验以后说的，也是合乎事实的。
15、但是，这11封信并不是巴金先生给徐开垒的全部信件。上世纪的1994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全集》24卷(书信卷)，书中收录了巴金致徐开垒的书信12封。书信年代自1963年1月3日始，止于1988年3月10日。笔者藏有徐开垒2009年12月捐赠“上图”手稿馆的作家书信清单及复印件，其中捐赠巴金书信11封，比前述《巴金全集》少了一封信，年代起讫时间相同，但信件数量和内容互有出入。“捐赠书信”中有一封信(按“上图”手稿馆编定的日期，1909)为《巴金全集》24卷所不载。两者合计，巴金致徐开垒书信共有13封。不知何故，2009年12月捐赠书信时居然少了“书信卷”中的两封信，另外多了一封信。这缺少的两封信或已散失或已捐赠给其他文化机构。
16、巴金被安排到臭烘烘的牛棚劳作，萧珊也被无辜牵连，每天都要去扫大街。
17、12月1日 日本公论社汇《随想录》稿酬21元
18、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肖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d羽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
19、“巴金先生一生重视友情、爱护朋友，也得到朋友们的爱戴。从他们之间不同时期的通信中，能够看出朋友之间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情谊，能够看到他们意气风发的年月。一言一行总关情，在冷漠的岁月里，友情温暖了人生照亮了生命。纸短情长，欣赏这一封封珍贵的书信，时常让人不禁热泪盈眶、感动至深。岁月流逝，它们又是历史的记录、珍贵的文献，让我们窥见历史的背影。”周立民写道。
20、文人选择朋友的标准一向严苛，为何大家会如此偏爱巴金？
21、客厅里客人来往不断，他有时陪客，有时就躲到三楼上去。有时来了客人，喊他下来，他就披着一件半旧的人字昵夹大衣，手里捧着一本书，眼镜推在额上，从楼梯上走下来。一面招呼，一面嘴里还咿唔地说着什么。
22、(44) 见巴金1985年12月24日致杨犁信，《巴金全集》第22卷第4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巴金1986年2月1日致杨犁信，同前，第478页。
23、“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24、巴金多次说过，不少人劝他关起门来安度晚年，不要再写文章，再说话，享受由“相安”取得的好处。可是这办不到，即使每天只能艰难地写一两百个字，而且字越写越小，可是怎样也不肯放下笔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啊！ 1983年的秋天他在西湖边上住了一段日子。虽然行动不便，不能有太多的活动，更多的时间只是留在旅馆的房间里，可是看得出他的精神是松弛下来了，飓风已经过去，天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他还到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去过一次，他有一张百草园中的照片，拄着杖的老人脸上浮出的是欣快的笑。在游禹陵时，他还拖着病腿挣扎着爬到竖有“大禹陵”的碑亭前面。这是几年来难得的一段平静舒心的日子。可就在杭州的旅馆里又吹来了风，接着就是隐隐的雷声。一场大风暴眼看着就要起来了。
25、“只要我一息尚存……”，他一刻也没有停止为文学馆呼吁和努力。在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他又在为文学馆现代化的、永久性的馆舍而呼吁，他的一生绝少为自己个人的事情向领导人提出什么要求，但是，那些年，见到相关领导，他都会为文学馆呼吁。1993年1月3日，他尽管写字吃力还是提笔给当时的最高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文学馆遇到的困难，最迫切的是馆舍的问题，他说：
26、一连两天，上海市二百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打倒美国强盗！”“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的怒吼响彻云霄。我高举着“越南人民必胜！”的旗子，和示威群众一同前进，我深深感觉到我们中越两国人民真是心连心的好朋友，真是比骨肉还亲的好同志。我多么愿意我能够再到洞海市和永灵区，向那里的越南兄弟祝贺他们连续打落入侵敌机的辉煌胜利，而且留在那里同他们并肩战斗，打击侵略边境的敌人。我的心又飞到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间去了，我仿佛又见到了贤良桥头迎风招展的特大金星红旗。
27、在他和他的朋友的呼吁下，在中国作协的积极努力中，中国现代文学馆永久性馆址的建设终于从立项到建成，并于2000年5月23日举行新馆开馆典礼。巴金这一次不能亲临北京出席典礼，但是在病床上观看了电视新闻，听人朗读了报纸的报道，后来还观看了录像，他“一生最后一个工作”总算有了一个欣慰的结果。
28、为了帮助年轻人拓宽眼界，巴金有时还亲自掏钱买书，送给他们。
29、巴金先生致信徐开垒，还有很大的部分是围绕《巴金传》展开的。徐开垒从1986年开始到2005年的二十年时间，完成了被称为“为二十世纪的良心塑像”的《巴金传》。写作《巴金传》期间，徐开垒多次拜访巴金，采访并记录了有关史料。巴金致徐开垒书信中谈到写作《巴金传》有四封之多，他在1986年6月10日的信中为徐开垒写作做了周详的安排：“写传记的事，最好拖延，您如下了决心，那就先积点材料也好。下半年我可能空一点，您不妨每月来谈一两次。我也会考虑慢慢地给您准备一些材料。”1988年3月10日，巴金在看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小说界》连载的《巴金传》后，又写信给徐开垒：
30、万一她还有更好的选择，自己岂不是耽误了人家？
31、 巴金 九日
32、1977年12月25日至29日，政协上海在“文革”之后召开五届一次会议。巴金在此次会议被选为政协副主席，刘火子为政协委员。徐开垒这篇散文打印后交巴金审读修改，题目初定为“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新年访巴金”(原件改动较大，已由徐开垒1991年1月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篇散文其实经过巴金两次修改，第二稿题目改为《春回人间——访巴金》，他在1977年12月30日致徐开垒信中又写道：“文章我又看了一遍，有几个错字改了，还改动了一些字句，是否妥当，请您斟酌。”这篇散文发表的那天，政协上海五届委员会公布了政协领导的名单。
33、那些始终心怀热忱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从未历经沧桑，而是他们早已参透了生活的真相：
34、手札涉及的内容既有创作编译、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方面面，还有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比如，臧克家1977年10月12日致巴金信中，谈到巴金在1977年10月赴京瞻仰毛泽东遗容期间与朋友严文井、卞之琳、沙汀等的会面情况。巴金1976年8月6日致李健吾信，则是唐山地震后互报平安、互通近况的信。
35、关于《随想录》的随想..........095萧珊的书................100草根宗庙................104海内存知己...............114“干扰”................118《〈锦帆集〉后记》附记.........122《晚春的旅行》序............127《西行书简》..............135一封信................144忆黄河清................146曾祺在上海的时候............170
36、内容梗概：成都高公馆，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族。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统治者，五房中的长房有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他们的继母及继母的女儿淑华，因为父母早亡，现在是大哥觉新当家。
37、这封信件没有收录在《巴金全集》，为钢笔竖写，分列七行，未署年月。徐开垒考证巴金所说的“书一册”为巴金著《贤良桥畔》，日期在1965年2月9日。
38、巴金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在《寒夜》里，他悲愤地描写善良的小公务员如何在失业中贫病交加地死去，妻子随人出走，人去楼空……他忍不住在结尾写道：“夜，的确太冷了。“
39、见面前，两人已经通过书信神交已久，正式聚会，更是一见如故。
40、分享|万物复苏，春光明媚，不负好时光——2019年第一季度游客留言精选
41、《巴信》应是《少年文艺》编辑部所约，巴金在上海答应了的。他给《儿童时代》写的《向小朋友贺年》有2000来字，而《巴信》最后的字数仅700来字，似乎少了一点，有理由相信，这是他在百忙中抽时间赶写出来的。笔者推测，《巴信》写于北京，最有可能是在1月初的几天里。